从回忆抗战到研究抗战——刘大年抗战史学研究再探讨

作为中国近现代史学中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刘大年晚年1 0余载主要致力于抗战史的回忆与研究.他的抗战史学研究是在当下现实动机与学术动机因素综合作用下的产物.其成就主要表现为：在回忆抗战方面,他对抗战活资料有倡导与整理之功,并对抗战活资料价值有自己的认识;在研究抗战方面,他提出了以两个战场并存及其运动为主要内容的抗战史研究理论体系.此外,刘大年对研究抗战史学的主要意义也有清晰的认识.     

史学研究多元化趋势与高中历史教学

21世纪中国史学在史学研究的理论、方法、领域、手段上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高中历史教学应不同程度地体现、反映史学研究多元化的特点,从教育理念、教材、教法等方面进行调整。     

论刘知几的"比较"史评

通过对史家、史书等的比较来说明问题是刘知几史学评论的一个鲜明特点 ,本文以《史通》为例 ,从多个方面阐述了这一比较史学评论的特色     

明前期政治、文化特点与史学

明代前期的史学是苍白的,几乎没有什么可称道的史学著作,这种史学局面的形成,与以朱元璋为代表的明皇朝统治者极力推行极端的专制政治分不开。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士大夫生存条件极端恶劣,更遑论史学活动。明前期的史学特点是和统治者的政治认识及政治活动密切联系的,其发展的重心是在官修。     

春秋时期史官的修养

春秋时期的史官学识广博,具有多方面的修养。首先,春秋史官精于天文历法,擅长各种形式的占卜,熟悉交通神人的规程。其次,春秋史官广泛活跃于政治舞台,他们熟悉各种行政规范,又能洞察政治兴衰。其三,春秋史官精通文字学,熟悉历史典籍,掌握各种历史知识,能够利用特殊“书法”进行历史记载,以捍卫周礼。最后,春秋史官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人本主义思想。     

古史辨派的研究方法与材料别择——顾颉刚《三皇考》读后

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派,产生于20世纪初西潮泛滥之际,其理论方法虽以实验主义为标榜,实际上则始终以“对二千年之中国传统史学予以毁灭性的打击”的目标结论为预设。自由、独立观念渗透在学术之中,则有以百姓店铺流水账簿与六经正史意义等同的史料学出现,误解“六经皆史”为“六经皆史料”,经史子集的源流等差亦全然泯灭,而史官遂尽失职守。《三皇考》作为顾颉刚1929-1936年间所作几种主要疑古著作之一,在现代学术史的演变中占据重要地位,将此作番条分缕细的剖辨仍属必要。     

论柳诒徵的史学思想

柳诒徵的史学思想是以传统的史学精华为主兼以吸收西方史学观点的产物。柳诒徵认为,历史学既是关于知识的学问,又是政治学,是民族文化的载体,其功用是彰功显绩、生成知识和彰往察来。柳先生把传统的变易观与西方的进化论糅合在一起,认为历史是迭次发展的,＂有退化者,有进化者＂,其因则有赖于人们自身的创造、社会制度的组织鼓励和文化传统的积淀。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历史的主体——人本身的本质性和历史文献使得历史是可以认识的;形式上的纵贯和横通,目的上的规律性和特殊性,构成了历史认识的基本类型;＂观事实之始末＂与＂察风气之变迁＂乃是历史认识的两个阶段,而客观的事实与政治的＂礼＂则是历史认识检验的标准。柳先生论著中所体现的史学方法主要是＂明吾民族独造之真迹＂的文化学方法,以及历史主义和经济分析法等。在史料方面,柳先生打破四部分类法,增加志、丛、图三部,成为七部分类法;主张全面地阅读材料、考证史料的来源,充分利用新的史料、遵守学术规范;史料的编纂应当参照政府的组织机构来安排史书的体系,＂治史学若理国事＂。柳先生重视史德,强调史家研究历史,必须去除成见,从历史事实中得出结论;要求史学家在历史研究中不断修养自己的品德。柳先生把礼看做是史学的核心灵魂,批评有损于民族文化发展的一切史学行为和对历史事实的错误理解。柳诒徵史学思想的个性特点是新人文主义,其旨趣是守护传统道德、注重精神完善。     

“执事官”利奥《历史》中的人物形象研究

执事官利奥的《历史》记载了10世纪下半期拜占廷帝国的诸多重大事件,是一部极具价值的史料。与此同时,书中涵盖了丰富的社会人群,记载了多种人物样态。本文利用当前国际拜占廷学界流行的人物形象解读方法,细致分析《历史》一书中的相关问题,就利奥笔下人物形象的范围、塑造维度以及其中所反映的拜占廷史学发展的新趋势等问题做出了深入探讨。     

Working Within the Crisis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amines microhistories and the histories of the everyday both in the context of developments in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y since the 1960s, and in the light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change in post-war European society. Moving beyond debates about historical narrative, it emphasizes issues of perspective, space, size and historical distance in shaping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This historiographical trend, it argues, emanates from two major debates within the social sciences and politics. One concerns the nature of everyday life under modern capitalism and ‘consumer society’, the other the vexed issue of human agency. Focusing particularly on Italian microstoria, it argues that such writing is best understood as the commitment to a humanist agenda which places agency and historical meaning in the realm of day-to-day transactions, and which sees their recuperation as the proper task of the historian.     

经学与史学的互涉：经史关系之反思——以《春秋》经传“召陵之会”的考辨为例

经学和史学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两门学问,两者关系密切,所以古人有“五经亦史”、“六经皆史”等经史同一的说法。但是,当经学和史学所遵循的准绳与求真的目的彼此相异,特别是当在求真过程中两者出现冲突甚至矛盾时,这种同一又如何可能？通过分析古人对（《春栅经传“召陵之会”的考辨可知,经史同一之所以可能,其关键在于经义和史义的互涉。正是在经义与史义的求真与相互推求中,两者才有可能得以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