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事业单位多元化用工的动因、偏差及对策——新劳动合同法背景下构建和谐用工制度的思考

随着多元用工形式得到了越来越多单位的青睐,多元用工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和矛盾也日益凸显出来,单位与多元化员工之间、正式工与多元化用工之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一些不和谐的现象.按照新劳动合同法的要求,健全多元化用工制度的基本措施包括:理清多元化用工的目的,根据业务发展的不同人员要求建立分层分类的用工形式,构建整体人力资源制度,建立针对多元化用工人员的长效激励机制,营造和谐、公平的企业文化.     

论曹溶与浙西词派的关系

曾溶与浙西词派的关系,有不同的说法.有人认为他是浙西词派的先驱,有人则反对.仔细考察二者在词学理论倡导、词作实践以及曹溶与浙西词派其他五家的交往,可以认为,曹溶以乡贤前辈的身份,对浙西词派起到了前驱的作用.     

东北旧石器文化与邻区旧石器文化的关系

东北地区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的出现很可能是北京猿人向东北地区发展的结果。东北与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联系与交流是自始至终的,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的旧石器与中国华北和东北东部山地区的旧石器应属同一文化系统,它们是华北地区最早的古人类向东北并经过东北向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迁徙和扩散的结果。内蒙古扎赉诺尔蘑菇山遗址的旧石器与其西部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属于同一工业类型,两者关系密切,可能存在一定的亲缘联系。中国东北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遗址,对于进一步研究人类向北美洲的迁徙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给予类动词带双宾语加谓词句式的句型归属和命名

给予类动词带双宾语加谓词句式是现代汉语中很有特色、却很少受到关注的一种句式。有人把它叫“兼语句”,认为句中的两个宾语有一个是兼语;有人把它叫“双兼语句”,认为句中的两个宾语都是兼语。我们认为这种句式在句型分类上应该属于兼语句,但又不同于一般的兼语句,因此命名为“双宾兼语句”更合适。双宾兼语句只有一个兼语成分,这个兼语有时是直接宾语,有时是间接宾语,但直接宾语和间接宾语不能同时作兼语。因此把这种旬式笼统地叫做“兼语句”不能反映它与一般兼语句的区别,把它认定为“双兼语句”,又混淆了句法结构中显性语法关系和隐性语法关系的界限,二者都是不恰当的。     

儒学视角下费正清对发展中美关系的阐释——以《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为例

费正清作为美国中国学的奠基人,他的儒学研究虽然只是他中国研究的一部分,但是对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反过来影响着他的中国观。费氏本人一生关于中国研究的著作和评论颇多。他对儒家思想的基本认识集中体现在他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一书中。该书在经过修订和不断地补充之后,于1958、1971和1983年三次再版。在书中费氏清晰地勾勒和呈现出了他对儒家思想的基本看法,并且在该书的再版中增加了新的内容,尤其是儒家思想与近代中国以及发展中美关系等现实问题。本文以费氏的代表作《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为分析文本,从儒学视角下探析费正清对发展中关关系的阐释,使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差异和正确看待中关两国关系发展中所遭遇的文化冲突;同时对于中国人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自己的传统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并起着一定的启迪作用。     

魏源的边疆民族关系思想浅析

魏源十分重视对边疆民族关系问题的经验总结，表现出鲜明的“多民族凝聚”倾向。他希望以君主、朝廷为中心，把各个兄弟民族凝聚在朝廷周围。魏源认为民族间矛盾的激发既有民族分裂分子野心膨胀的一面，也有清朝官吏腐败的一面，同时还夹杂着宗教因素的影响。因此，增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凝聚力不仅要对内修明政治、以张国势，对各族要恩威并用，贵在服心，还要审慎处理宗教问题等等，这些经验在今天看来仍有一定参考价值。     

明清时期十堰地区矿冶业综述

明清时期十堰地区的矿冶业 ,此前已有学者不同程度论及到。本文在研究了大量直接和间接资料的基础上 ,梳理出了明清两朝十堰地区 (包括郧阳府六县和时属襄阳府的均州 )矿冶业的基本线索、概况和特点 ,分析了其兴废的原因。也从经济的角度反映了该地区这一段历史的特殊性。     

同情探微

同情是主体与客体——遭遇不幸的人的情感共鸣。亚当.斯密对同情概念的发展是对同情伦理学的杰出贡献,但并非对同情内涵的真正揭示。同情的产生是从同情主体与客体的地位的客观差异到主观平等的过程。同情对主体而言是一种快乐而不是痛苦。由于种种原因,现实中人们苦于对遭遇不幸的人表示同情,也苦于对不幸的人表示不同情。因为同情这种美德能最终导致快乐总量的增加,所以能积极地促进社会的和谐与进步。     

中职医学生的能力培养

临床医学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培养出的医学人才必须具备很强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只有加强医学生的思想教育和能力培养,全面提高医学生的素质水平,才能为今后造就合格的医学人才打下坚实的基础．     

周扬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周扬在20世纪30年代热情介绍苏联文艺界,第一个全面完整地阐释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20世纪40年代他翻译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著作并介绍他的美学思想,主张文艺创作以歌颂为主并与暴露派进行论争。这些文艺理论活动,为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产生提供了部分的背景材料或文化资料。《讲话》的产生更给周扬的文艺理论研究提供了创造性的活力,他根据《讲话》精神阐释文艺的大众化问题、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使他的文艺思想更为成熟,具有了理论联系实际的生命活力和创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