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民国时期土地开垦的政策与主张

民国时期的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继承了清末的土地开垦政策。与此同时,一些社会名流也主张土地开垦。促使这些政策和主张出台的社会因素主要有：战争、灾荒以及人口增长。在这种政策和主张的推动下,我国边疆地区的土地被大量开垦,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深入研究民国时期土地开垦政策出台的过程,对于今天开发和建设边疆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基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视角的产业结构优化研究

土地资源的利用方式直接影响和制约着产业结构的发展演进。在制定产业结构调整措施时,应从土地集约节约利用的角度,结合区域社会发展要求进行全面考虑,对促进我国土地资源集约利用和区域经济健康快速、持续发展会更加有效。     

云南集体林地确权存在的历史问题与解决对策

明确集体林地权属是2006年启动的云南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核心内容。通过确权,将集体林地使用权、林木所有权明晰到各类林业经营主体,以法律维护集体林权的效力,保障各类经营主体的切身利益。我国的集体林权制度经历了数次变革,本次集体林地确权就遇到了历次林权改革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合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成为成功化解矛盾的关键。     

贫困脆弱性视阈下的农地流转减贫效应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和产业化、促进贫困户实现脱贫的重要路径,引导农地有序流转对进一步推进“精准扶贫”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16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通过构建可行最小二乘法（FGLS）模型对中国农村居民贫困脆弱性进行测量,以农户未来陷入贫困风险为贫困的测量指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研究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①在贫困脆弱性视阈下,分别以中国现行贫困标准和0.3贫困脆弱临界值标准,仍有22.3%农村居民群体处于贫困状态,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脆弱性水平分别为0.295和0.258,远高于东部和中部地区;②农地流转具有显著减贫效应,能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未来陷入贫困的风险,通过PSM方法消除“自选择”偏误后检验结果依然稳健;③农地流转的农业产值增长效应达0.573,农地流转可以通过提高家庭农业产值降低农村居民的贫困脆弱性。为此,提出了加强深度贫困区扶贫力度,提高深度贫困区居民自我发展能力;推进农地有序流转,培育适度规模经营主体等对策建议。     

基于土地利用结构调整的居住极限密集问题解决方法探讨

中国改革开放40余年来居住条件有了巨大改善的同时,因对人口数量、建设占地数量过高估计,对于耕地面积、粮食产量过低估计,加上追求高楼大厦的城市形象,严格限制建设用地政策导致城镇人口极限密集.过密居住存在瘟疫流行等安全风险,带来缺乏安宁和隐私保护,压抑精神,堵塞交通等问题.低标准的集合住宅形式单一,无法适应社会多样性需求....     

中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数量和质量分析

耕地作为土地的精华对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为解决中国日益短缺的耕地资源和粮食安全问题，自1997年以来，我国实行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土地管理政策，但耕地资源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的猛烈趋势仍缺乏有效的调控。基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新视角和中国耕地资源变化态势和构成分析，提出了反映耕地总体产出能力的标准系数以及相对应的标准耕地面积，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耕地统计面积和标准面积的时空差异状况，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重新考察了我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状况，并据此提出了实现中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对策措施。     

耕地资源安全内涵与构成研究

耕地资源安全不同于粮食安全、土地安全等,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构成,耕地资源安全具有社会、环境、经济的属性,包含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布局安全四个有机构成,任何一部分存在脆弱性都会妨碍耕地资源安全的实现。在当前耕地资源快速非农化导致耕地资源安全威胁加剧的情况下,研究为耕地资源安全保障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土地立法的进程

土地立法是南京政府时期的重要立法内容,受到各方的关注.这一进程主要包括土地立法的酝酿和准备,也就是土地立法思想的形成和政权的建立阶段、各项土地法规的制定阶段以及土地法的修改及准备实施阶段.从土地立法的进程可以看出,这一部门法的制定既“快”又“慢”,且颇具功利性.     

鄂尔多斯主体功能区划分及其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分析

主体功能区划分和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设计,对解决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出现的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选取位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鄂尔多斯市为研究区,以全市52个乡（镇、苏木）作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研究区2008年数据,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区域发展潜力,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态安全度、土地利用强度、水资源开发强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区位优势、科技潜力和经济活力等构建了主体功能区划分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采用聚类分析与三维魔方图相结合的方法,将鄂尔多斯主体功能区划分为优化开发区、I级重点开发区、Ⅱ级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提出了五类主体功能区的协调发展机制和各功能区未来发展定位。分别选择各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典型乡镇,优化开发区的达拉特旗树林召镇、I级重点开发区的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Ⅱ级重点开发区的乌审旗苏力德苏木和限制开发区的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基于1978年、1988年、2000年和2008年土地覆被数据,通过近30年来的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的分析,结合主体功能区的总体定位提出了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结果对推进当地生态重建和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的支撑。     

北京市海淀区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

论文从农村居民点的利用结构、农村居民点利用的充分程度、农村居民点利用的紧凑程度和农村居民点的利用强度4个方面选取了5个指标构建了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评价指标体系,并利用2005年北京市农委的普查数据,对海淀区72个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利用程度进行了评价.研究表明:①现有农村居民点用地中混杂了部分企业用地,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利用程度可能被低估;②目前,农村人口流动性较大,测算人均农村居民点用地时应使用实际在农村居住的本村和外来人口的总和;③评价的海淀区72个农村居民点中,利用相对集约、一般集约和相对不集约的农村居民点数量分别为23个、33个和16个,平均集约利用评价分值分别为0.71、0.61和0.43;④区域上,海淀区南、北部农村居民点集约利用的评价分值分别为0.63和0.57,南部明显高于北部;海淀北部4镇中,温泉镇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利用程度最高(评价分值为0.66),其余3个乡镇农村居民点的集约利用程度相差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