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法与会计制度差异成因分析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税法和会计制度有一定的差异,有的甚至相冲突。特别是新《企业会计准则》颁布以后,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差距正在日益扩大,使得企业不得不增加成本去进行纳税调整。这种差异所导致的成本是否应该一定由企业来承担呢?国家对于两种制度的协调是否有原则性的指导方向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需要从两者最基本的原则谈起,本文将以世界主要国家模式选择为背景,立足于我国实践,以历史发展为线索,从原则层面分析两者产生的原因。     

引导农地从分散趋势向集中趋势转变--关于逐步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战略思考

土地经营规模问题,在我国是一个十分严峻、不可回避的问题。我们应从建设现代农业长远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土地经营规模问题,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土地经营规模的演变规律,以科学的态度去借鉴已实现农业现代化国家的经验,以求实的精神从国情出发选择我国逐步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的战略途径和政策导向,把握住当前最有利的起步时机,引导农地从分散趋势向集中趋势转变,通过逐步扩大农户土地经营规模,为现代农业技术的应用和农业社会化、专业化的发展不断扩展空间,进而逐步实现农业生产方式的机械化、科学化,提高农业生产率和商品率,并沿着这一路径,增加农业收入,逐步实现小康农村和农业现代化的目标。     

关于国企改制后评估增值的所得税问题

国有企业改组改制后,有关评估增值是否需要在改制后的企业所得税申报中作纳税调整,根据相关税收规定,此部分增值不能税前列支,须在以后年度调增应纳税所得额,这势必对参加改制的职工不公平。其评估增值应缴纳的所得税应由原改组国有企业的股东来承担,不应由改制后的企业承担。     

资源税调整的区域效应分析——基于区域间投入产出模型的分析

本文对1997年、2004年资源税调整影响进行了比较,发现资源税调整的价格冲击下降了,重点影响行业发生了变化,沿海和内陆的影响差距缩小了。进而根据资源税调整的分区域效应,提出中部资源税率先调整将有助于减少资源税总体调整带来的内陆地区产品价格压力。     

中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数量和质量分析

耕地作为土地的精华对我国农业和国民经济发展起着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为解决中国日益短缺的耕地资源和粮食安全问题，自1997年以来，我国实行了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土地管理政策，但耕地资源转化为非农建设用地的猛烈趋势仍缺乏有效的调控。基于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新视角和中国耕地资源变化态势和构成分析，提出了反映耕地总体产出能力的标准系数以及相对应的标准耕地面积，并进一步分析了我国耕地统计面积和标准面积的时空差异状况，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面重新考察了我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状况，并据此提出了实现中国耕地总量动态平衡的对策措施。     

县级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方法

该文从县域经济重要性的角度分析了县级尺度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管理和规划的重要意义。以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基本原理为基础，采用“多指标集合度量法”的概念和模型，构建了县级尺度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指标体系框架，具体包括目标层、准则层、因子层和指标层等不同层次，目标层反映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总体目标，准则层反映土地可持续利用的5个准则，即生产性、安全性、保护性、经济可行性和社会可接受性。以江苏锡山市为例，采用综合指数方法与单指标多角度评价方法相结合的方法，侧重于对每项指标的多角度分析和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变化过程的评价，评价了锡山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状况，寻找目前与将来影响锡山市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存在问题，提出了实现可持续性土地利用与管理目标的解决途径。     

耕地资源安全内涵与构成研究

耕地资源安全不同于粮食安全、土地安全等,具有独特的内涵和构成,耕地资源安全具有社会、环境、经济的属性,包含数量安全、质量安全、生态安全、布局安全四个有机构成,任何一部分存在脆弱性都会妨碍耕地资源安全的实现。在当前耕地资源快速非农化导致耕地资源安全威胁加剧的情况下,研究为耕地资源安全保障提供理论依据和支撑。     

财税政策组合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

以沪深A股高新技术上市公司2011~2019年相关数据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财税政策组合对企业技术创新和可持续发展的影响效果和机理。研究发现:财税政策组合与企业技术创新之间呈倒U 型曲线关系,且随着创新水平的提高,财税政策组合对技术创新的影响弹性不断降低。同时,财税政策组合会通过“技术创新”这一中介桥梁对企业可持续发展产生倒U 型的影响作用,且与低技术创新相比,由于高技术创新更能提高企业竞争力,它发挥的中介作用更加显著。     

抗战前南京国民政府土地立法的进程

土地立法是南京政府时期的重要立法内容,受到各方的关注.这一进程主要包括土地立法的酝酿和准备,也就是土地立法思想的形成和政权的建立阶段、各项土地法规的制定阶段以及土地法的修改及准备实施阶段.从土地立法的进程可以看出,这一部门法的制定既“快”又“慢”,且颇具功利性.     

鄂尔多斯主体功能区划分及其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分析

主体功能区划分和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设计,对解决我国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和生态环境之间出现的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选取位于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的鄂尔多斯市为研究区,以全市52个乡（镇、苏木）作为基本研究单元,采用研究区2008年数据,基于资源环境承载力、现有开发密度和区域发展潜力,从土地资源、水资源、矿产资源、生态安全度、土地利用强度、水资源开发强度、矿产资源开发强度、区位优势、科技潜力和经济活力等构建了主体功能区划分的指标体系,并运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采用聚类分析与三维魔方图相结合的方法,将鄂尔多斯主体功能区划分为优化开发区、I级重点开发区、Ⅱ级重点开发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提出了五类主体功能区的协调发展机制和各功能区未来发展定位。分别选择各主体功能区内部的典型乡镇,优化开发区的达拉特旗树林召镇、I级重点开发区的伊金霍洛旗乌兰木伦镇、Ⅱ级重点开发区的乌审旗苏力德苏木和限制开发区的鄂托克旗阿尔巴斯苏木,基于1978年、1988年、2000年和2008年土地覆被数据,通过近30年来的土地利用变化和景观格局的分析,结合主体功能区的总体定位提出了土地可持续利用模式。结果对推进当地生态重建和促进土地可持续利用提供科学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