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教育政策制定的相关因素

教育政策的制定受到政治、经济、教育理念、智囊团等因素的不同程度的影响。     

社交媒体用户消极使用行为：多源数据融合视角

[目的/意义]通过融合不同来源数据的方式探索社交媒体用户消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为用户健康合理地可持续使用社交媒体提供理论支撑,并为平台改进服务提供参考信息。[方法/过程]对访谈数据进行三级编码,结合爬虫获取的包含部分受访者数据的用户行为轨迹数据分析社交媒体用户消极使用原因,构建社交媒体用户消极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模型。[结果/结论]通过多源数据融合能够解决单一来源数据有效性不足问题。研究发现外部环境因素(任务情境、信息过载、社交过载、不良言论)和平台因素(系统功能、品牌形象、付费服务)通过内部个人因素(信息需求、认知差异、负面情绪、使用成本、使用习惯、隐私关注)影响用户使用社交媒体,产生潜水、屏蔽、间歇使用、转移、退出和抵制等不同程度的消极使用行为,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用户作为弱势对象在技术环境下的自我保护。     

科技政策隐性扩散路径自组织研究

[目的/意义]文章对科技政策隐性扩散路径自组织方法进行研究,挖掘科技政策文本包含深层语义信息,将隐性知识显性化,为科研人员拓展和丰富政策扩散路径研究提供参考。[方法/过程]本文结合科技政策篇章文本的形式语义和内容语义两个方面对政策文本结构化处理和深度挖掘,对政策文本资源全解析,抽取科技政策文本中包含的特征,其中包括概念和关系自动获取与标引技术、网络表示学习,挖掘科技政策文本中的隐含结构信息,利用BiLSTM-CRF模型的深度学习方法实现概念的自动获取和自动标引关系。将得到多篇科技政策文本的概念和关系组成概念关系对的形式,借助于表示学习的方法发现每个节点稠密的向量表示。[结果/结论]通过实验验证,证明了本文借助隐性路径特征的科技政策扩散隐性路径自组织方法的有效性,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政策研究的方法,为科研人员在政策扩散研究上提供了参考。     

数字时代奥林匹克标志合理使用标准的立法比较及经验启示

我国《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只明确规定了未经许可不得为商业目的使用奥标的内容,却未规定非奥标权利人出于非商业目的合理使用奥标的标准,这势必会造成奥标保护和非奥标权利人需求之间的矛盾。而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与既往相比奥标的推广力度变得更大,途径也更加多元,因此明确非奥标权利人能够在多大范围内不受限制地自由使用奥标变得十分重要。通过考察美国、澳大利亚、英国等历届奥运主办国关于奥标保护的相关立法可以发现,这些国家在对奥标严格保护的同时也允许非奥标权利人在合理范围自由使用奥标并且为之设定了具体标准。借鉴域外立法的成功经验,我国应将《奥林匹克宪章》最新规定转化为国内法,灵活运用《奥林匹克标志保护条例》规定,明确划定奥标合理使用的类型和标准。     

关于复杂的数理公式中点号使用的建议

标点符号是书面语言的有机组成部分,用来表示停顿、语调及语词的性质和作用.笔者翻阅了数十种科技期刊,发现数理公式中标点符号的使用很混乱.     

文化共享工程版权使用方式的比较研究

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集版权作品的传播者、使用者和创作者于一体,本文通过比较合理使用、法定许可、版权补偿金制度、交叉许可模式、授权要约模式、集体管理制度等几种版权使用方式对共享工程的适用性,为适应海量授权,认为文化共享共程应该要坚持多种模式并举.     

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中的版权问题

在分析高校图书馆数字化建设一般过程的基础上探讨了高校图书馆的角色定位,进而对数字化建设中可能侵犯版权的馆藏文献数字化、上传、下栽、文献传递、超链接等行为和操作进行了讨论.最后,在综合当前法律法规有关"合理使用"条款的基础上,从公有领域作品和仍受著作权法保护的作品两个角度,提出了高校图书馆合理进行数字化建设的应对措施.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路径探寻

建构和谐社会已经成为我国当前的政治目标,和谐社会要求通过各种方法,包括法律手段,化解各种社会矛盾,疏通各种社会积弊,由此而达到社会的长治久安。体现了刑罚谦抑性与人道性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正视社会稳定与犯罪增长关系后的理性与科学的现实回应,我们应该多方位、多途径、多视角地为实现这一目标而进行路径探寻。     

农村信息服务体系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来自革命老区农民信息需求调查报告

在中国,农村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70%左右,同时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农业信息化建设关系到全国信息化建设,更是现代化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以革命老区湖北省红安县农民作为调查对象,分析当地农村劳动人口的基本构成,讨论了该地区农民对农村政策、农业科技、农村市场等信息需求情况,进而对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并就加强我国农村信息化建设提出一些建议。     

Politico-economic interactions of German public performing arts institutions

Our paper analyzes the conduct of German public performing arts institutions in terms of non-market decision making or public choice. Apart from consumers of performing arts managers of performing arts institutions and public donors are main agents. A manager of a performing arts institution will not assume that the number of visitors is independent of his institution's programme or the ticket prices. By the same reasoning he will regard the amount of public subsidies not as exogenous, but dependent on his own policy. If future grants depend on present and past success (however defined), this will feed back into managerial decisions, along with expectations about demand. Data for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serve to empirically support the theoretical argume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