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监管、公司治理结构与银行风险行为

以资本监管和公司治理水平对银行风险行为的交互影响为逻辑起点,考察了资本约束和公司治理机制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选择行为的综合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资本监管的边际风险约束力度随着公司治理结构中董事会规模、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政府持股比例的增加而递减,对于银行风险行为的外部监管约束与内部治理机制之间存在一定的相互替代关系。资本要求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管理层降低资产风险的动机,资本监管的有效性与商业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密切相关。     

论排污权交易制度的价值及不足

排污权交易制度作为解决环境问题的处方出现,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保护环境的手段。然而在现实运行过程中,排污权交易制度在发挥其价值的同时,种种不足之处亦随之显露。因此,探讨排污权交易制度的理论依据、价值功能及实施困境,对于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完善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图书馆参考咨询服务制度设计

参考咨询作为一种与用户有高接触度的服务形式,更需要由用户感知服务质量导向的服务制度来维系。参考咨询服务制度设计需要充分考虑参考馆员作为知识型员工的特点,从理念、对象、规则、载体四方面,建立分别面向参考馆员、用户和服务的各类制度,并通过科学评价加以完善。     

试析我国农村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完善

农村民间金融作为国家整体金融市场的有机组成部分,其独特的服务领域和经营特质决定了农村民间金融具有更大的脆弱性和风险性,对农村民间金融实施有效的监管便成为维护农村金融体系有效运行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虽然已经初步建立起相应的农村民间金融监管制度,但仍然存在许多缺失和弊端,鉴于此,无论从其制度根源上分析还是就其监管现状考察,都有必要对我国现有农村民间金融监管制度予以完善。     

双重水资源规制下异质涉煤生产企业的策略行为

在行政规制与水权交易共存的制度框架下,分析高耗水、异质涉煤生产企业的策略行为,是提高区域水资源规制效率的基础。采用复制动态方程描述存在内生差异的涉煤生产企业行为的相互作用过程,建立非对称演化博弈模型,理论分析表明：两类异质涉煤生产企业群体的行为演化存在3个局部渐近稳定点且存在如下特征：惩罚程度由弱至强,涉煤生产企业群体的行为选择由“不友好”过渡为“友好”;当惩罚程度介于两类涉煤生产企业的额外收益时,其策略行为出现分化。结合不同惩罚程度情景的计算实验和仿真分析可知：“最小”期望效用差的变化驱动两类企业群体行为分化;弱势涉煤生产企业是“不友好”行为的跟随者和“友好”行为的领先者;群体“不友好”的初始状态不直接作用于企业行为选择,但是当两类企业群体的初始“不友好”概率均大于0.5时,水权交易将影响强势涉煤生产企业的行为收敛速率。研究结果表明行政惩罚能有效引导涉煤生产企业的“水友好”行为。因此,为了确保合理的市场集中度,应针对规制对象内生差异设计不同规制惩罚程度;并根据涉煤生产企业群体的初始“不友好”状况,引入水权交易可以有效增强惩罚规制的实施效果。     

移动医疗平台制度逻辑动态均衡及政府规制研究

对移动医疗平台面临的复杂制度环境进行讨论,得出政府、市场和专业三方制度逻辑间存在动态博弈。借助演化博弈的方法,构建移动医疗平台的政府逻辑主体、市场逻辑主体和专业逻辑主体等多重制度逻辑的博弈模型,并进行模型推导和模拟仿真,探究其多重制度逻辑演化的内在规律和动态均衡的动力机制。结果表明,三方主体经共同演化博弈达到动态均衡需要适合的政府规制。在此基础上,从三方制度逻辑的角度对我国移动医疗平台的政府规制提出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构建平台付费机制、制定统一问诊流程等对策建议,助力此动态均衡的实现。     

政府企业学院三位一体构筑“双师”队伍建设长效机制简

“双师”队伍建设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建立长效机制。应强化“双师”队伍培训的途径与要求,用多元制度保障长效机制的建立。     

慈善组织的监管机制: 发达国家的经验及启示简

健全慈善组织的监管机制,既是增强慈善组织的公信力的内在要求,也是促进我国慈善事业健康发展的必然选择.在这方面,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发达国家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经验.科学的慈善组织监管机制是一个相互补充、有机结合的多重监管体系,它主要包括政府监管、慈善组织行业协会监管、第三方评估机构监管和大众媒体监管.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要完善我国慈善监管机制,就必须准确定位政府监管职责;加强慈善立法;加强慈善组织自身建设;培养社会监督力量.     

《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适用

《食品安全法》中惩罚性赔偿制度的规定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该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在举证责任、赔偿数额及惩戒力度等方面存在缺陷,应在举证责任上采取举证责任倒置,在赔偿数额上采用综合性标准,惩戒力度与遏制食品违法行为相适应。     

试论经济犯罪的防控

经济犯罪的危害严重,它不仅牵涉千家万户的利益,更是影响国家的经济、政治安全和社会的稳定。虽然长期以来对经济犯罪奉行重刑主义的打击策略,但现阶段经济犯罪仍呈现高发态势。深刻思考经济犯罪产生的深层次原因,可以寻找到控制经济犯罪的良策。经济犯罪产生的原因很多,其与国家的管理有很大关系。从国家管理的层面而言,应当通过实施科学、规范、严格的管理,达到控制经济犯罪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