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寿故里碑”引发的两个问题

考析四川广安出土的“陈寿故里碑”所引发的《三国志》作者陈寿和宋状元何涣的籍贯问题，认为清代刻立的“陈寿故里碑”没有多大的学术价值，不足以动摇陈寿为南充人和何涣为都江堰人的传统说法。     

贵州当代少数民族乡土小说的地域意识审美流变

贵州的地域环境独特,在传统地域文化背景下,地域色彩成为贵州少数民族乡土小说一种稳态的审美价值判断标准。在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学呈现多元并存的形态,地域风土人情依然是贵州少数民族乡土小说的审美追求。纵观贵州当代少数民族乡土小说的发展历史,地域意识审美一直贯穿始终,从一元化的乡土审美走向多元统一的乡土审美是贵州少数民族乡土小说地域意识审关流向的趋势。     

清前期台湾道台理“番”措施初探

作为主管台湾民政的地方官,理“番”是台湾道台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工作。清前期各任台湾道台采取了各种措施来解决“番民”问题,如抚绥“番民”、革除杂派、解决番地流失问题、推进“番民”教育等,这些措施对推进“番民”的汉化进程、缓和汉“番”之间的矛盾、维护台湾的稳定与发展起到重要作用。     

《孙行者》中“生民视角”的华裔身份建构

“生民视角”是华裔美国作家通过界定、书写和明确华裔美国人的身份,以便对抗东方主义主流话语强行赋予华裔美国人的文化形象,来实现“还我美国”的社会政治目标。汤亭亭借助赵健秀所提出的“生民视角”看到的华裔美国人的实际问题,在《孙行者》中为怎样才能实现“还我美国”这一最高目标提供了一个答案。汤亭亭在《孙行者》中对阿新形象的塑造。通过对华裔社区的建构和华裔主体的构想,触及了建构华裔身份的核心问题。     

乡土知识的获取和实践——阿拉善盟左旗保护生态的社会性认知

就阿拉善地区增多的沙尘天气,政府、国际国内NGO、科学家、专业团体、当地农牧民等多个群体,展开了各种项目。这些群体的社会认知过程,即：为本乡本土环境保护和生态改善而获取的知识和实践,是分享认知和协调行动的过程。     

从南来作家姚紫的创作看其本土意识的变化——以姚紫的中篇小说为例

本文研究姚紫的中篇小说,以小说中的叙述者“我”作为切入点,主要是从《秀子姑娘》《咖啡的诱惑》到《阎王沟》《窝浪拉里》再到《新加坡传奇》等文本,分析叙述者“我”的主体身份、本土意识以及情感认同的变化,探究作为南来作家的姚紫,从中国大陆至新加坡的历程对其创作的影响,以及姚紫本人的主体身份、本土意识和情感认同的转变。     

论民族文化与本土性生态知识的建构

人类社会脱胎于自然生态系统,但始终寄生于自然生态系统,人类是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构造出自身的文化。文化是人类求及生存、发展、延续的人为信息系统。不同人群在应对不同的生态系统中,形成了与之对应的千差万别的文化事实,由此构成了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在这一过程中,人类依靠自身的文化实现了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但人类在以"文化规则"来摆脱其自然属性的同时,由对人类对自然系统的偏离实现了回归。在这种往复的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与"回归"过程中,就形成了不同文化下(特定民族或族群)的本土性生态知识体系。可以说,本土性生态知识,就是不同文化下的族群在应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偏离"与"回归"过程积累的认知结果。     

论劳伦斯戏剧的乡土特色

劳伦斯的戏剧虽然没有他的小说出名,但在他的全部作品中也占有重要的一席.在他为数不多的几部戏剧中,经常能够找到煤、矿工、寡妇这些与他故乡伊斯特伍德息息相关的意象,这些意象无疑凝聚了劳伦斯对故土的特殊情怀,体现了其戏剧浓郁的乡土气息.     

敦煌残卷(北图位字79号)的性质及在孙子故里考证中的史料价值

敦煌残卷不是《氏族志》,不是《姓氏录》,不是否定孙子故里“惠民说”的铁证,它是当时关于“氏族郡望”的常识性、普及性抄件,它以原始史料的形式,证明了孙子故里“惠民说”的合理性、科学性,证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是孙子故里考证“条其源系,考其郡望”的重要依据,证明《元和姓纂》的编写体例是弄清孙子故里郡望的关键所在。敦煌残卷的编撰年代应为天宝年间,更具体一点说应为天宝十年前后。     

《天妃娘妈传》作者初探

通过“南州”一词含义的考证,并根据诗词押韵特点、使用的方言语汇以及出现莆仙及众多周边的地名,得出《天妃娘妈传》一书作者“南州散人吴还初”应是莆田人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