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目的论解释正当性之初步证成

刑法目的论解释的正当性,必须通过三重检验,即目的论解释的初步证成、目的论解释的深度证成以及目的论解释的结果考量,始能证成其正当性。目的论解释方法,集中体现了解释者的价值判断,因而其解释结论正当性的证成必须考虑价值判断客观化的问题,必须确认存在一个法官进行目的论解释时的价值判断空间,这需要通过初步证成来完成。通过对初步证成的分析与检讨,可以有效地提高法官确立目的的合理性,有助于刑法的正义与安定性的实现。在刑法领域进行目的论解释,应该坚持法的安定性优先,同时兼顾法的妥当性。理想的刑法目的论解释应该是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有机统一。     

民生建设中政府职能外包的正当性

国家理性是诠释民生建设中政府职能外包之正当性的有力工具。功利性的国家理性属于目的理性的范畴,它"见风使舵",有利于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规范主义的国家理性,在公法视域中通过把自身具化为"政府固有职能"的概念而呈现出来。我国民生建设中许多政府打算做的事情,超出了"政府固有职能"的范围,须外包给社会组织来完成。     

民办幼儿园营利正当性之异化与回归＊--从“幼儿园喂药”事件谈起

“幼儿园喂药”事件的发生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民办幼儿园投机谋取利益。民办幼儿园的营利性经营一直是被社会大众所认可的,但喂药事件的集中爆发,让公众对民办幼儿园的营利性经营感到担忧。文章从民办幼儿园营利行为的正当性入手,阐述民办幼儿园营利的正当性缘起,剖析营利行为异化的原因,并提出几点建议,以期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重金属污染政府风险管理研究

我国现有重金属污染存在现实和风险管理上之困境,去除现实困境应以政府风险管理完善为基础。重金属污染政府风险管理制度的完善应以风险预警、公众参与管理理念的建立为基础,并构建与此相适应的核心制度,实现环境优先、健康保障价值。具体而言,首先应该将建立于现实主义风险属性基础之上的风险理念,转变为注重民主参与、重金属污染特性的建构主义风险管理理念,充分保证风险规制过程的合法性。以此种理念和风险管理模式转变为基础,最终建立起以主导机构、标准化、分析与评估技术、配套制度为核心要素的政府风险管理制度,实现重金属污染中政府风险管理的完善。     

组织学习、合法性与国际新创企业进入后速度

通过整合组织学习理论和制度理论,以中国的国际新创企业为研究对象,采用交叉案例研究设计,探索了组织学习对国际新创企业进入后速度的动态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不同的组织学习模式在制度化不同阶段对提升国际新创企业合法性所起的作用存在差异。(2)初始进入阶段正式合法性越高的国际新创企业越能够加快进入后阶段的模式演进速度;而初始进入阶段非正式合法性越高的国际新创企业则越能够加快进入后阶段的国家范围速度。(3)正式合法性和非正式合法性在加快国际新创企业进入后速度方面起互补作用。(4)初始进入阶段的合法性在组织学习对国际新创企业进入后速度的影响中具有中介效应。     

国际体育解纷机制的复级化及其正当性——基于CAS仲裁体制之研析

体育争议因其时效特性尤其强调争议解决机制应具有高效品质。以CAS为典型的体育解纷体制却以复级化为普遍态势,它位于各体育组织之外构成其内部解纷机制的二级延伸,这对体育解纷机制的高效性造成了负面影响,对解纷效率有所贬损。效率的局部丧失辩证地为体育争议的复级解纷机制带来了积极补偿。以CAS为顶点的复级伞形解纷机制有利于公正、中立地化解体育争议,并通过CAS发挥裁决优化和规范统一的功能。我国体育争议解决机制的复级化重构或者以CAS为复级管辖机构,或者以中国专业体育仲裁机构为复级管辖机构,后者更符合中国体育发展的独特规律。尽快建立《体育法》上专业体育仲裁机构成为该方案的前提与关键。     

试论“地方（政区）”的文化意蕴与“合法性”意义——以“县”在中国政区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例

“县”在中国政区体系中具有某种特殊的地位和意义。但学术界目前对政区（包括县和县级政区）的意义、作用等,认识上还较片面,还没有认识到其所具备或隐含的那些先在的、既定的、不言而喻的文化意蕴和“合法性”意义,实际工作中也缺乏对其所承载的地方意义、地方遗产的必要尊重。这样,出现随意调整、无视其重要作用、价值的现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即导致“地方的消失”这样一种状态。作者以县为例分析了地方的文化意蕴和“合法性”意义,认为,“县”在中国的政区体系中具有核心和基础的地位,即表象来看,从历史发展和现实态势而言,在长达2000余年不间断的发展历史中,县在客观上成为介于地方和基层之间、具有承上启下沟通各方作用的政区层级;而从深层来分析,县实际上还具有形成地方特色、文化景观,并进而维系地方,形成地方性、地方遗产的重要作用,也是政府治理“合法性”的重要来源。     

少数民族政治资源的提取和流失

在少数民族地区，从意识形态、制度规范、政绩三个方面提取和防止非物质性民族政治资源流失，是民族政治发展的必然选择。少数民族政治的稳定和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意识的弘扬和民族经济的繁荣，更离不开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具体化、规范化和程序化。     

法治建设呼唤公民意识

公民意识是建设法治社会的内在动力及社会化基础，公民意识的缺失制约着我国法治建设的发展。推进我国法治建设进程，必须在建立健全法律制度的同时，通过多种途径，培育健全的公民意识。     

中苏决裂的制度因素分析

1950-60年代，中苏关系走向破裂的深层原因在于制度，即以苏联模式为蓝本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和管理体制——“斯大林体制”。“斯大林体制”合法性基础刚性化，抗震能力较弱，这是导致中苏决裂和社会主义阵营分裂的主要原因；“斯大林体制”的集权性质使国家权力缺乏制约和监督机制，纠错机制难以形成，这是导致中苏决裂的另一个原因。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体制改革一定要兼顾这两个特征，积极稳妥地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