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期刊编辑人才观的新诠释

自20世纪80年代期刊界提出“编辑学者化”口号以来,一直存在着编辑应成为“杂家”还是“学者”的争论。其实,成为“杂家”还是“学者”,只是编辑角色多样性中,孰重孰轻的问题,两者并不是矛盾的。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和期刊业的变化要求编辑既是“杂家”,更是“学者”,这才是合格、称职编辑的应有之义。     

试论两汉隐逸文化中的道统问题

汉代的政治文化有其独特之处。就传统文化中的道统问题而言,一方面,汉代士人继承了先秦时代那种以“道”自恃、自任的独立精神,面对已然变化的时势,仍汲汲追求“道”尊于“势”、道统高于政统的政治和人格理想,但是遭到了与秦朝“焚书坑儒”同样酷烈的打压和制裁,由此破灭了汉代士人的道统观念。另一方面,大一统政治对隐逸文化系统中道统表现的宽容和奖劝,使之继续存在下来,间接地影响、作用于与之关系紧密的社会政治系统及其中的士人,从而使道统在大一统时代并没真正湮灭过,相反,它转化成了士人精神文化性格中的重要因素,以此而对中国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     

论高等教育中行政权力为学术权力服务

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构成了高等教育体系中最基本的权力结构,随着时代的变化,这两种权力不断分化又不断融合。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和内部竞争都要求两者互相协调,尤其是行政权力要主动为学术权力服务,为提高教学质量促进科学研究服务。     

西晋时期孙吴旧地士人入洛原因考察——以二陆为中心

西晋灭吴统一全国后,针对江南孙吴旧地士人群体,采取了经济上保留、政治上排斥的做法,使得江南士人群体普遍对西晋政权持观望态度。然而,出于保留家族声望及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孙吴旧地士人群体于太康末年前后掀起入洛的高潮。这一行为出现的前提是江南士人群体对儒学的自我反思,与此同时出现的则是南北方不同士人群体及其文化的碰撞与交流。     

从拒绝到认同——以宋元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立场转变为中心

宋末元初易代之际,南方文士群体在政治地位和生活境遇上出现了巨大的变化。元初,科举制度的废除和元廷官员贪污暴敛使他们生存环境更为艰难。但是元廷统治策略的变化对南方文士的命运走向产生了重要影响,元廷对儒学的重视使南方文士群体与元廷找到了契合之处。南士群体在夷夏观念的摇摆之中历经了由拒绝到认同,再到主动合作的变化过程,同时也揭示了他们在诗歌中所表达的遗民色彩、故国情结的虚幻性。     

试论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

宋代统治者“以儒立国”、“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将古代中国的文人政治推向了极致,以科举出身为核心的士大夫阶层已经形成。在崇儒礼士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愈益自觉的群体凝聚意识,他们不仅能超越个人的利害得失,同以天下为己任,论道经邦,积极干预政治,而且不避朋党之嫌,高倡君子有党论,体现出一种志在经世、舍我其谁的党派意识。宋代士大夫的群体凝聚意识,凸显出士大夫阶层兴起后的一种整体心态,即从追求个人的进退荣辱转向对于社会及阶层利益的群体关怀。     

《水浒传》对男性身体形象的美学颠覆

宋朝以后,由于文化趣味的过度精致与颓废带来了男性身体的集体衰弱,在元明戏剧的推波助澜下,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形象成为古代男性身体的经典形象.<水浒传>以虎虎生风、粗犷豪放、充满阳刚之气的李逵式的力量型身体,对这种文弱的书生型的男性身体形象进行了颠覆,将男性身体"阳"的属性张扬得生动而又嚣张.但这种颠覆只是一种美学上的颠覆,是一种审美乌托邦.     

略论孔子的"君子儒"之教

从孔门师一弟子间的君子与伪君子之辨和关于君子之规、君子之道、致君子之道的议论,揭示孔门＂君子儒＂之教的要义。附带说明孔子之教与苏格拉底之教的区别。     

以文学作品为例浅析典型人物性格说

黑格尔把人看做艺术的中心对象,因而他很重视人物性格的描写。他认为人物性格的描写主要受三个要素的影响：一般世界情况、情境和情致。黑格尔的人物性格说虽说有很大的局限性,比如说片面强调丰富性而忽略扁形人物的长处。但黑格尔把人物性格和一般世界情况、情境等联系起来考虑,并指出冲突对人物性格的凸显功能在当时是很有进步性的。     

论高校学者的治学道德

本文主要从建立治学道德规范和形成个人修养两个方面 ,探讨了高校学者的治学道德 ,并论述了学术自由在高校学者形成治学道德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