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发展动向透析

美国高等教育质量的保证主要通过独具特色的认证制度实现。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应用的日益推广，高等教育外部和内部环境的变化，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积极、及时地调整了政策和实践，完善了质量保证机制。了解近年来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制度的改革背景及改革新进展，有助于加深对我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机制的认识和改进。     

研究社会形态的三项方法论原则探赜

审视探索社会形态有待于相应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马克思主义不啻为我们提供了唯物史观,尚应把其中的一些原理置于研究社会形态的方法论之角度来认识。这里疏解其主要方法论是:尽管社会形态错综复杂、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自身规律的统一过程,故将社会形态的发展变化视为自然历史过程是研究它自身的首先的方法论原则;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方法是研究社会某现象或某形态的基本方法论原则;整体性、有序性、动态性等系统论原则是研究社会形态的整体性方法论原则。     

浅析南戏传奇对明清杂剧音乐的影响

南戏与杂剧,这两种南北异地成长的戏曲,自宋元始,已相互渗透、相互吸收。正是在宋元南北戏曲文化的土壤里孕育成长了明清杂剧,因此除了承袭宋元杂剧的规范,明清杂剧在曲体结构、曲牌运用、表演程式、剧本结构等方面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南戏传奇的传统。本文从音乐方面粗浅地分析了南戏传奇对明清杂剧的影响。     

留学生中医汉语教材的编写问题研究——以《中医汉语教程》系列教材的编写为例

中医汉语教学属于专门用途汉语教学,其教材的编写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现有的"中医汉语"类教材进行比较研究,并结合笔者主编的《中医汉语教程》系列教材,深入探讨现阶段中医汉语教材编写应注意的问题。     

20世纪中国社会人道主义思潮的历史轨迹

人道主义思潮随着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兴起而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从“五四”时期对人道主义的宣扬，到20年代末期人道主义思潮在主流文论中开始失势，以至在其后的几十年中被当作革命思想的对立物受到批判和责难，再到80年代初，尤其是90年代以来人性、人道主义的价值被重新发现并在学术界形成广泛的共识，人性、人道主义经历了由肯定、否定到否定之否定的曲折历程。人道主义思潮在20世纪中国社会的历史轨迹，折射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曲折历程。     

古代地方助学助考机构--宾兴会

“宾兴”一词古已有之,明清时期发展为地方上的助学助考机构,在诸多方面为应试诸人尤其是其中的贫寒之士提供资助.它对于扩大古代“养士”的效益,化解社会一部分文人之间的贫富矛盾起着积极作用.是民间与科举制度相＂配套＂的机制.但并未成为科举制度的一部分.这种民间集资助学的形式,并没有随着科举制度的消失而消失,有些地方的宾兴会贷金曾一度成为民国时期地方助学基金的一部分,仍然发挥着作用,对我们当今的教育仍有借鉴意义.宾兴是研究地方教育机制和科举考试时不可忽视的内容.本文提供了江西宾兴会的有关信息,并以清代江西的宾兴组织为研究对象,探讨了宾兴组织的类型、名称,宾兴组织产生的原因及会费来源,宾兴组织的助学规定、宾兴组织的经营管理及宾兴组织的作用.     

清人论赋家的修养与赋作的品格

清代赋论提出了赋家的道德、学问、艺术修养与赋品的关系问题。他们认为人品与赋品有时是统一的,有时是背反的,需要针对特定作家作品具体分析。强调“要作风雅之赋,先作风雅之人”,“赋的根柢工夫,不在赋内而在赋外”。在艺术修养方面,提出了“清秀、洒脱、庄雅、古致”四种审美品格,对古理论家姚鼐的“阳刚阴柔”之说,有所补充。研究清代人论“赋家的修养与赋作的品格”问题,不仅可以丰富我们对清代学理论批评史的认识,而且对当代艺学建设也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9·11"事件后的世界格局和中国

“9·11”事件对美国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它是国际恐怖主义的恶性升级,它必然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9·11”事件强化了当今世界的多极化趋势,APED上海会议作出了特殊贡献。中国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中国今后的任务仍然是做好自己的事。     

关于地方高校学费收入是否应纳入国库集中收付范畴的探讨

在社会组织部门的划分中，高等学校应属于社会领域的第三部门。高等教育是高等学校向社会公众提供的教育服务活动，是可以由接受入进行自由选择的市场行为，不是政府的行政行为；根据高等教育成本补偿理论，高校的学费收入是对接受教育服务正常支付成本的补偿，不属于政府的财政收入，也不同于其它事业单位的预算外资金，属于非财政性资金性质。因此，笔认为：高等学校的财务预算，是作为一级法入的高等学校实施内部控制的手段，已经不完全是政府公共财政预算的范畴；在现实条件下，将高等学校财务预算汇总进入政府财政预算的做法和把高等学校学费收入纳入财政统管或进行国库集中支付，不仅不利于高等教育的发展，也不利于政府管理角色与管理职能的转换。     

苏联“新经济政策”终结的原因及启示——兼与李述森同志商榷

列宁在国内战争胜利后,自觉地把握住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努力实现了党的思维方式的伟大转变,对新经济政策问题进行了可贵的实践探索和理论探索。但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他只是提出了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问题,历史要求其后继者沿着其思路走下去。斯大林在国内战争胜利后,却未能自觉适应党所解决问题的变化,仍以处理革命问题的思维方式来处理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使其得出的理论与新经济政策的实践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于是便终结了它。这启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必须把握好实践、理论与其思维方式的内在关联,自觉做到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