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视域下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的内涵与模式

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既是新时代社会治理赋予的必然权利,也是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实践表征.界定社会治理视域下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的概念内涵,厘清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归纳总结国内外公众参与档案资源建设的既有模式,对于明确当下公众参与现状和面临的困境并针对性地提出对策具有先导意义,进而有效凸显社会治理中的公众角色和档案力量.     

客户集中度、关键客户议价力与中小企业绩效--基于中小企业板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与资源依赖理论,本文利用中国深圳证券市场中小企业板上市的制造业企业的数据,采用多元回归的方法研究客户集中度对中小企业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小企业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绩效有显著正向作用;关键客户议价力在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企业产品类别在客户集中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中具有调节效应：工业品制造企业的客户集中度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但这种影响在消费品制造企业中并不显著存在。研究结果对中小企业的市场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立法若干缺陷及对策探析

我国的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制度在现行立法上存在若干不完善之处：对＂公众＂的范围界定不清,没有将公众参与规定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立法重实体轻程序的现象明显。建议采取如下措施进行立法完善：在立法体例上进行专门立法;在立法实体内容上完善公民环境权,确定＂公众＂的概念和范围;在程序内容上,建立和完善公民参与环保事前监督程序,明确参与的方式、途径、救济措施以及相关的法律责任形式。     

论地方突发社会安全事件治理的问题与对策

突发社会安全事件频发已经成为近年来地方治理工作的一个重要特点。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由于体制机制的制约,社会安全事件治理工作还存在较多问题,应当进一步完善突发社会安全事件的治理机制,更加注重社会风险的防控工作,为地方的科学发展提供更好的制度环境。     

我国大学生体育态度对自我和谐的影响研究*

通过SCCS自我和谐量表以及自编问卷,对2391名大学生体育态度对自我和谐影响做U检验和相关研究,实验结果表明:体育态度与自我和谐之间具有高度负相关性(相关系数为0.92).其中,男大学生体育态度得分高于女大学生;艺体类体育态度得分最高,理工次之,文史最差;大一学生体育态度得分最高,大二、大三次之,大四最差;在自我和谐度上,男大学生的自我和谐度优于女大学生;艺体类大学生自我和谐度最好,理工类次之,文史类最差;大一学生自我和谐度最好,大二、大三次之,大四最差.     

北京居民体育参与影响因素研究

主要通过问卷调查方法系统研究了北京居民体育参与现状和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为：北京市民体育参与率比较高,但是参与的质量不高,经常锻炼人数比例不高;居民体育参与程度和家庭健身氛围、家人对体育参与的支持、对健身的重要性的认识以及对健身知识的掌握程度成正相关,而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均和体育参与成负相关。     

安徽省领导干部体育参与现状的研究

采用问卷调查法等,对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体育参与现状进行调查,旨在为促进干部的身体健康提供科学依据。     

上海市中学生参与电子竞技活动的特征

采用文献资料法、问卷调查法等,对上海市中学生参与电子竞技活动的特征进行分析。认为:上海市中学生参与电子竞技活动年限较短,活动时间一般控制在1-2 h,活动场所以家庭为主,活动伙伴以同学为主,活动平台以QQ为主,活动项目以动作对战类为主,男女生在项目选择上存在差异。     

西北地区城镇回族女性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研究

采用文献资料、问卷调查、典型调查法等,研究西北地区回族女性体育健身活动发展状况。结果表明,回族女性做为一个独特的群体,有着自己的传统历史文化,有着与社会并进的现在与未来,同样有着自己的存在与发展。实现回族穆斯林女性社会平等、丰富回族女性社会文化生活、强身健体、治疗疾病是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主要目的;加强回族女性成员之间的沟通,重视社区体育的影响,可视为回族女性参与体育健身活动的直接诱因,电视传媒的宣传和引导能有效触发回族女性参与的思维共振和行为互动;多极限制的组织形式、地缘结构式的活动场所、共享的时间安排、根植于现实经济水平的实物消费、趋向于投资不高的健身项目是参与的主要行为特征。研究旨在为西北地区妇女体育的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Rethinking participation in the Aarhus as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2017 project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particip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with reference to the European Capital of Culture in 2017. From the bidding stage, Aarhus 2017 claimed it put “participation” at the heart of its strategic plans, through consultation at roadshows and exhibitions. In addition, it aspired to use culture as a catalyst for development not only in the city of Aarhus but across the region of Central Denmark. This paper, therefore, examines how participation is defined and implemented to address regional development in the Aarhus 2017 process through textual analysis of documentation from Aarhus 2017 and delivery partners as well as over 20 interviews with managers and participants involved in a range of 2017 projects. The paper argues against the common prioritisation of urban and professional cultural institutions and makes the case for decentralised cultural provision that supports both amateurs and professionals through a regional networked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