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劝学》多姿多彩的比喻论据

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中等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语文》第一册选编的《劝学》一文,节录于《苟子·劝学篇》。《劝学篇》是《荀子》中的第一篇,篇幅很长,共有十二段。《劝学》节选的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它包括原文的第一段、第三段和第五段的前半部分（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中的《劝学篇》）。这三段文字,结构缜密,条理清晰,作者连珠式地使用比喻论据,这些比喻论据,形式灵活,多姿多彩,浅显通俗,深蕴哲理,精警动人,可以说是运用比喻论据说理的一篇奇文。     

古代文学研究——古代文学研究概况

2011年,上海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继续稳健发展,也取得了一些新的发展,涌现出一些新的学术成果与新的学术人才。对于古代诗词的研究,上海素来是全国的重镇之一。年内又有一些新的重要成果出现。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古籍出版社推出的《诗品集注》（增订本）与《庐山历代诗词全集》。     

又见《促织》“上于盆”——语文教材中的《促织》文本亟须勘正

统编高中语文教材必修下册(2019年12月第1版)中,收入文言小说名篇《促织》,注明"选自《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作为清人蒲松龄的代表作之一,该文深邃的寓意为世所公认,故民国时就被朱自清、吕叔湘、叶圣陶合编的教材《开明文言读本》(民国三十七年开明书店出版)收入。新中国成立后,早在五十年代的语文课本中也收入了《促织》一文,八十年代起又接连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所出版的语文教材收入.     

我国开始整理出版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

日前由在西北民族大学研究人员整理的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已出版了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参与研究整理的藏语言文学博士扎西东智告诉记者,对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的整理、出版工作还在进行中,预计将出版10册至15册影印本,这将是国内首部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也将是世界上最完整的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影印本。西北民族大学整理出版的这些法藏敦煌古藏文文献是在敦煌莫高窟洞窟中发现的,后流失到了法国。这些古藏文文献是公元7世纪至10世纪的写本,内容涉及历史、宗教,语育文字、艺术、星相占卜,科学技术、文学等各个方面,对于研究包括吐蕃王朝的历史具有重要的作用。     

邂逅的美感

在我年少之时,每当看到"邂逅""偶遇"之类的词,总会生出一丝莫名的惆怅,仿佛这些字眼中,蕴含着无尽的人生况味,让人沉吟。而诗中的"邂逅",更以其特有的诗意之美,"昭示了生命的偶然性和短暂性",值得反复品味。田松青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辑卞之琳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翻译了英国散文家马丁(E.M.Martin)的《道旁的智慧》一书,其中有一段文字阐发的是所罗门(Solomon)的一句箴言———"好比照水,面对面影,人应人心",第一个说这箴言的一定是仆仆风尘的倦行人,傍着一个邂逅的旅伴,休息在一块雄岩的荫     

朱子语类（卷六）·性理二

问仁义礼智体用之别。曰：自阴阳上看下来，仁礼属阳，义智属阴；仁礼是用，义智是体。春夏是阳，秋冬是阴。只将仁义说，则“春作夏长”，仁也；“秋敛冬藏”，义也。若将仁义礼智说，则春，仁也；夏，礼也；秋，义也；冬，智也。仁礼是敷施出来的，义是肃杀果断的，智便是收藏的。如人肚藏有许多事，如何见得。其智愈大，其藏愈深。正如《易》中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编纂、研究索引的甘苦与体悟

我与索引的缘分,源于20多年前。1983年,上海古籍出版社两位编审到大学组稿,我与先生陈冠明正在编纂《李商隐诗集索引》,当时协议,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李商隐诗集索引》分《诗句索引》、《人名索引》、《地名索引》、《书名索引》,为了提高索引的学术性,我们在人名、地名、书名的考订方面下了很大的功夫。由于出版行业不景气,1987年征订时,达不到出版社起印的册数,因此未能出版,出版社退还的书稿至今私藏书箧。     

《顾廷龙书题留影》

由顾诵芬、沈津、高桥智先生辑录的《顾廷龙书题留影》，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04年10月出版。本书为大16开，仅印1500册，为中国书文化著述中的别开生面之作。     

对王元化《思辨录》中一则材料的补正

王元化先生是笔者素来尊敬的前辈学者之一。元化先生的书,笔者也多有拜读。近来于书肆中购得王先生的《思辨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一书。其中的“乙辑·第三七——读书抄”摘引了顾准先生1956年6月14日《日记》中的一段话：     

周楞伽先生给我的三封信

上世纪末,我从上海出版系统调至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当时现代文学研究室下面,有一个“孤岛文学”小组,由我负责,任务是编辑整理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和“孤岛”文学作品选辑等工作。周楞伽先生原与我同在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现在已经改为上海古籍出版社）工作,他在“孤岛”时期的上海文艺界相当地活跃,于是,我经常向他请教一些当年的往事。并且交谈一些过去发生在出版社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