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黄州诗词创作中的“心隐”情结

苏轼经＂乌台诗案＂被贬黄州,其政治处境、物质生活、精神面貌皆处于空前惨淡状态。在此期间,苏轼主观上选择＂心隐＂的生存方式,冲破＂隐＂与＂仕＂的二元对立,在随遇而安、随缘自适的创作心态中开创了黄州诗词恬淡、清空的艺术境界,具有至高的审美价值。     

从丁玲的人生道路看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

作为20-30年代作家的丁玲具有五四文化精神和革命情结。前者主导着丁玲的创作,后者推动着她投入革命。在陕北,丁玲在五四文化精神指导下进行创作,没有按照领导人的要求转变为一名宣传战士,因而在整风运动中受到批评。此后,丁玲端正态度,创作出被领导人认可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而受到表扬。50年代,由于丁玲的个性突出再度受整。80年代,丁玲缺乏对历史进行反思。丁玲的人生道路可以说演绎着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与权力、与政治的关系。     

论诗人海子的“王者情结”

海子作为中国第三代诗歌浪潮的杰出代表,其独具个性的诗风,庞大复杂而又相对集中的诗歌意象,都有着审美和研究的价值。以往学术界对海子诗歌的研究多集中在"麦地情结"上,很少言及诗歌意象具体分析与诗歌王国的向往。通过对诗人的成长、诗歌内容、思想向度等方面的分析,重点探讨诗人笔下另一意象的集中——"王者情结",以及其与诗人的非正常死亡之间的隐秘关系,以期能对学术界研究诗人海子提供一个崭新的视野。     

我们需要怎样的大国心态

主持语：世界上公认的大国,需要国内外一致的认可,一个受国际社会尊重的大国也一定是善待自己人民的国家。正如古人所言,格物、致知、减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后,才谈得上“平天下”。中国如何与世界交往,如何下好当前这盘大国棋局,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如何看自己。国人的大国情结,向来是两种民族心理的混合物：一是对过去辉煌历史的依稀缅怀,二是对近代受侵略历史刻骨铭心的记忆。中国一度是弱者,现在尚未成为真正的强者,在这个过渡阶段呈现出来的是外部崛起和内部转型的反差,国民的集体精神世界还有待成熟,民族集体精神世界深处的一些盲点还有待清理……真正的强者,在于思想、精神的强大。     

论苏曼殊小说中的恋母仇父情结

苏曼殊是清末民初萃集革命与创作于一身的“奇人”。综观他的六部小说,在清新飘逸、温柔凄艳的文字中,蕴含着浓厚的恋母仇父情结,而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恰恰是这种情结出现的根源。这种情结的作用,导致了苏曼殊在小说中呈现出过分地褒扬女性而极度地贬低男性的两极对立的情感取向。、     

追逐那故乡的牵念——小议作家的故乡情结与文学创作

一个作家成功的作品,往往和他们的故乡有着密切的关联,在一个作家的文字里,我们总能读出浓厚的故乡情结。文章从心理学、时间和空间、作家的情感经验及作家的生命历程等角度来阐述了这一点。     

基于文化地理学视角探究《飘》中的恋地情结

文学地理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学作品的描写能够展现地方文化景观特征、地方居住者对地方的感知以及其中蕴含的恋地情结。本文通过探究《飘》中描写的美国南部种植园和亚特兰大城市的物质景观和人文特征,剖析不同群体的地方感知,以及地方发生变化后不同人群地方感知的变化,分析各自不同地方依恋的表现,总结人地观。得出结论：1.不同群体都依赖于地方生存,为地方付出以获得自我认同;2.不同群体由于自身差异不同导致地方感知不同,面对地方变化时的感知变化也不同;3.面对地方变化,应积极适应,及时更新思想行为,与地方相互促进共同发展。     

畸变:另类的女性存在

在现代文学中,无论是男性作家还是女性作家,都用丑化的叙述模式,书写了一群心理危机、人格缺失、行为变异的畸变女性形象,他们把这类女性置于社会、历史、文化等诸多矛盾和复杂关系之中,以性的压抑作为焦点,探究她们畸变的生成过程。情的“失时”导致了心理的畸变,也伴随着怨恨的产生,她们既因袭着传统的怨妇心理,又有着暴戾、乖张的行为方式,她们既是父权社会的受害者,又是父权社会的反抗者,还是父权社会的共谋者,在性格和命运上显示着双重悲剧。她们用变态的模式对传统女性进行报复式的解构,显示着深刻的批判性而缺乏重构性。     

中韩“恨”字涵义异同及韩国“恨”文化情结的历史渊源探究

“恨”字是中韩两国都使用的汉字,却有不同的涵义。韩国人将“恨”看作其特有的心理特征和文化情结,认为自己是“恨人”“多恨”的民族。受汉语中“恨”意义的影响,中国人容易将韩国人的“恨”理解为“仇恨”,产生误解。该文探究中韩“恨”涵义的异同,并结合朝鲜半岛的社会制度、民族心理特征和近现代历史变迁等因素,分析“恨”作为韩国特有文化情结产生的历史渊源,进而更好地促进中韩文化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