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资料所见新莽中央职官考

新莽职官在出土资料中多有发现,据统计仅文献所遗的新莽中央职官便有23种,如太师公将军司马、车郎中令、园宰等。从实物资料所见新莽中央官制来看,新莽中央官制有个特点,即新莽中央主要职官多由西汉职官易名而来,非主要职官或低级职官多为新莽增设。由此可以推测,新莽时期中央官僚机构的下级官吏或进行过扩充,以至于官僚机构膨胀,最终导致国家财政危机进一步扩大。     

出土资料所见的西汉王国职官杂考

在出土资料中发现很多汉代王国职官,如祠祀官,有太祝、祝长、太宰等;畜牧职官,有厩丞、家马丞、中左马等;王国政务官,有都水长丞、正、太仓丞等;王国宫廷事务官,有私长、乐府长丞、太史等。这些出土资料所见而文献所遗的西汉王国职官可以补史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地方职官杂考

出土资料中有很多文献所遗的汉代职官,如均平官,有均长、均监、平丞、酒平;太守府属吏,有助府佐、用算佐、小府啬夫;地方县官,出土资料所见更多,有狱丞、官啬夫、官有秩、录事书佐等;里吏,有里唯、里治中、唯长史.这些内容可补传世文献资料记载的汉代官制之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侯国官制——以东汉郡属侯国为中心

传世文献资料关于汉代侯国职官的记载不全面,幸好在出土资料中发现大量汉代候国职官的内容,这使得我们能更进一步认清汉代候国官制本来清晰的面目。从出土资料内容可知,西汉末年东海郡属侯国的职官体系为:相、丞、尉、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游徼、游击、牢监、尉史、官佐、乡佐、邮佐、亭长、侯家丞、仆、行人、门大夫、先马、中庶子共21种。其中,丞、尉、令史、狱史、官啬夫、乡啬夫、游徼、游击、牢监、尉史、官佐、乡佐、邮佐、亭长、侯家丞、仆、中庶子皆不见于文献所载之侯国职官系统。这些职官可补阙汉代官制的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汉代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司马”

作为武官的司马,广泛存在于汉代官制的诸多系统中,数量十分惊人。它们属于汉代官僚系统的中下级官吏,是帝国统治秩序得以维持的骨干力量。通观两汉历史,司马职官一直都有设置,有着自己的命名规则、广泛的职权、不同的秩级和众多属官,这些复杂的情况正说明了司马职官在汉代国家统治机构中的地位。自西汉到东汉,司马也呈现出数量逐步增加、职权范围或种类日渐扩大和地位缓慢下降的变化。     

《史记》与《汉书》——吐鲁番出土文献札记之一

德藏吐鲁番文献Ch.938与日本大谷文书中的一件残片是可以缀合的《史记》和《汉书》抄本。无论它们的出土地是库车还是吐鲁番,都对唐代西域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更为珍贵的是,《史记》、《汉书》抄写在同一写卷上及其有所先后的事实,为我们诠释古人《史》、《汉》并重及相关问题提供了直接的文献依据。     

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刺绣囊袋的艺术特色

概述囊袋由来,并对上世纪90年代末,河北隆化鸽子洞出土的元代窖藏丝织囊袋形制、纹饰、工艺等特色进行了分析.     

对朝鲜半岛北部地区支石墓中出土青铜器的研究

前言大部分的支石墓兼有祭坛和墓葬的双重功能。由于墓葬的传统性和保守性比较强,即使在有新文化传人的情况下,墓葬内容和形制也不容易发生变化,因此支石墓中出土的遗物可以作为了解当时社会的较可信的资料。支石墓中出土的大部分遗物为石器和陶     

金梦何如石梦清——访古砚收藏家闫家宪

砚，曾对中华传统文化发展起过重要的作用。它的历史十分悠久，若从陕西临潼姜寨新石器遗址出土的那方砚算起，已有五千多年。在一千多年前，唐代诗人李贺、刘禹锡便对端砚称颂不已，南唐后主李煜盛赞龙尾砚为天下之冠，宋代苏易简著《文房四谱》，砚即列为四宝之一。书画家们与它的关系更是密切，明代书画家陈继儒讲：“文人之有砚，犹美人之有镜也，一生之中最相亲傍。”由于文明的进步，文具的改进，特别是当前电脑逐渐普及，人们对砚，特别是古砚，相离渐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