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整理与钱基博研究——上海大学学术讲座

文章为傅宏星2011年11月30日在上海大学文学院所作的专题讲座,原题"钱基博与中国文化"。讲座由陈勇教授主持,张京华教授一同参加了讲座。录音整理邓盼,整理稿经过本人修改。     

中国古代小说学析论

小说学侧重于小说的学术史研究。以文学批评史为背景,以小说史为依托,探寻小说理论批评在小说史的发展中所做的实际工作及其理论贡献;突出我国小说学研究是以小说的外围研究为主体,以在中国小说史上具有相对文体意义的形式为研究重心的特点,揭示我国小说的实质是中国小说史内部自身发展的历史。     

百年客家民间文学学术史研究论纲

客家是南方汉民族的支系,客家民间文学是重要的地域文化,承载着客家文化特征。客家民间文学研究百年过程中被当作客家历史进程的佐证材料,从早期的文化研究、文本记录到田野调查实践、生活语境研究及非遗视角下的文化建构,其学术进程与研究范式值得梳理,并且应当放置在民间文学创作与研究规律中,在中国文学百年进程和客家文化200年研究史的背景下,以田野调查和文献分析为主,对其研究维度与学术价值进行评判,从时间进展顺序与空间结构呈现等方面,就其文本特征、演述形态、传承方式展开文艺美学、民俗学、文化学等多学科的研究,以此重构百年客家民间文学学术史。     

敦煌学术史的珍贵史料 ——读孙儒先生口述《菩提树下》

孙儒先生的口述史《菩提树下》,既是70年来孙先生敦煌石窟保护和研究工作的真实记录,又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敦煌研究院70年学术发展的丰富内容.如1950年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1958年由国家文物局管理变更为甘肃省管理、60年代初常书鸿任兰州艺术学院院长兼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长等,都是敦煌研究院院史的珍贵史料.50年代初炳灵寺石窟的考察、60年代前期莫高窟的加固工程、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学术活动和敦煌壁画颜料问题的探索、80年代初中央经费的下拨等,孙先生都是亲身经历者或者就是当事人.他的口述提供了许多敦煌研究院院史和当代中国敦煌学学术史的重要信息,值得重视.     

印度汉学家师觉月1948年敦煌考察钩沉

自晚清以来,敦煌石窟艺术蜚声中外,外籍学者赴莫高窟考察者渐多.1948年9月,时任北京大学客座教授的印度汉学家师觉月一行三人赴敦煌考察.本文利用师觉月当年的报告等史料,对师觉月敦煌之行的历史场景略加探讨,或可为敦煌学术史以及现代中印人文交流画卷补上一笔.     

白鹿洞书院教育对课程改革的启示

王贤淼在《九江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撰文指出,白鹿洞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中国学术史上居于重要地位,是中国文化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在当代课程改革中,从教育理念、教学范式到学习方法,都能够从白鹿洞书院教育中的到有益的启迪。白鹿洞书院教育强调对话精神的实质即是主张教与学的互动、交往;     

清华德文专业的早期发展及其学术史意义

在中国现代学术建立过程中,由西学东渐的泛泛背景到“外国学”各具体学科在大学体制内的建构生成,乃一不可不察的重要转折。作为“外国文学”之一的德语文学,其在现代中国语境下逐步形成一门独立学科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折射出学统本身的差异。本文选择作为现代学统源流之一的清华大学与学术为背景,考察其德文专业筹办建立的具体过程,注重其与北大学统比较视野的引入,初步揭示这种边缘学科建设发展对中国现代学术史的意义以及缺失。     

《燕国史稿》序

在近代学术史上,对于燕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若以成果之数量论,或逊于对中原其他一些地区的研究,但在整个中国古史研究中仍然有重要地位,受学者们高度重视。如本书《绪论》已指出的,王国维先生1921年发表《北伯鼎跋》一文,提出“邶即燕”的著名论点,便可看作是近代燕国史研究之滥觞。而在王国维之后,一代又一代古史学者,在对整个古代文献研究和对地下资料发掘与整理不断取得新成就的基础上,对于燕国史研究也有全面和重要的推进。现在应该说燕国史研究已开始进入比较成熟的阶段,其标志便是已有一些具有较高水准的燕国史著作问世。其中较有代表性…     

《夏鼐日记》中的陈垣

在近代中国的学术谱系上,夏鼐与陈垣属于两代人。关于二人之间的交往,以往学术界似乎很少关注。《夏鼐日记》中有关陈垣的记载,有助于考察二人的交谊以及阐明夏鼐眼中的陈垣在史学方面的威望与成就。"学生辈"的夏鼐不仅经常阅读"老师辈"陈垣的著作,而且他的"敦煌汉简"、"武威墓志"的论文,更是有幸得到陈垣的实际指点。这些文章发表以后,成为夏鼐在历史考古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代表作,由此或可反映陈垣对下一代学人的成长所产生的影响。夏鼐于陈垣逝世后对他的整体评价,亦可为学术界评价陈垣的学术思想提供借鉴。《夏鼐日记》中关于陈垣的记载,可以看作是对他生平事迹的一种"拾遗补缺",以充实学术界对陈垣的了解。人与人的交往不仅能反映每个人不同的价值取向和性格特征,也常常能够折射出他们所处社会时代的变化特点。     

学术分科制度的建立与现代中国学术典范的内在缺失——学术史反思札记之二

如所周知，为了应对当代中国学术所遭遇的学术范式危机与精神状况危机，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表现出了强烈的学术史与思想史反思的问题意识，当代中国学术与思想言述因而也进入了一个持续的艰难的蜕变时期，某种新的学术范型与思想范型的兴起似乎便成了指日可待之事。然而事与愿违的是，学术史反思意识的自觉并不意味着当代中国学界真的获得了某种学术转型与思想转型的自觉。当代中国学术持续的细密分化、实证化和学院化趋向与当代中国学术与思想的问题意识的匮乏和表述方式的千篇一律就是现实的明证与表征之一。学术似乎已越来越名正言顺地成为一种技术和名利，而不再是一种志业，更不再是一种化创造的关键要素和生命安顿的本源依据。思想似乎也越来越从容地成为一种话语权力游戏，而不再是一种有生命关怀与真理底蕴的现实所指。当代中国学术与思想的非生命化趋向似乎难以抗拒。这与其说是对当代中国学界的学术范式危机与精神状况危机的一种疗治，还不如说是一种加剧。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自然可以提供诸多解释。然而，若从学术书写和思想言述的“内在”理则来看，究其原因，某种在全球语境中的学术传统的难以追溯与重建、某种究竟何谓学术与学术传统的理论反省的匮乏，则是至关要紧的。因此，为了给当代学术史反思梳理出一个宏观的参照视野，笔不揣浅陋，写作了此系列反思札记，以就教于学界方家和同仁。[编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