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达国家教师教育模式改革趋势

重视教师教育，建立一支庞大、专业、高质量的教师队伍，已成为发达国家世纪转换时期教育改革的焦点。纵览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教师教育改革，我们可以发现有如下主要趋势：     

隐士家世、从政考论--以“二十六史”隐士传为例

隐士是隐逸文化的主体,也是隐逸文化主要的承载者和践行者,集中体现了非常丰厚的文化内涵。符号化的隐士,被人们当作是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拒绝参与现世社会政治活动,超越世俗名利的代名词。其实,这是对隐士的美化,更是一种很大的误解。通过考察"二十六史"隐士传记载的三百多名隐士,则会发现这样一些基本事实:家庭背景对隐士相当重要,做隐士需要家族强有力的支持;隐士和政治密切相连,大多数隐士离不开政治;隐士队伍驳杂不纯,主体上应归入统治阶级范畴,小部分属于庶民。借助"二十六史"隐士传,就能消除笼罩在隐士身上的神秘面纱,更深入地理解历史上的这一另类群体。     

民国版《门氏族谱》与明代秦州礼部尚书门克新的籍贯家世生平事迹

门克新是明代初年甘肃著名的儒士、政治人物,关于他生平的文献记述都比较简略。本文根据新近发现的民国时期刊印的四川内江《门氏族谱》和东光县石印的《正宗门氏族谱》,通过对《族谱》辑录的朱元璋《长江万里图记》"圣谕"和兵部尚书茹瑺、大学士刘三吾、詹士房庶子王懃悼念门克新的祭文,对门克新籍贯、家世、创作和政治影响进行考释概述,基本厘清了门克新五代谱系的脉络和《图记》的创作背景。     

“为了农民”与“拒绝农民”——家世观照下赵树理创作之得失

家世作为古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常见议题,在现代文学中亦具有广阔的应用空间,赵树理研究可为一例。伴随着家道中落,坠入穷人堆里的作家目力所及皆是苦难,强烈的共情使赵树理将“为了农民”视作一直以来的信仰。“农民本位”的心理态势投射到话语实践,赵树理在创作中有意维护农村家庭完整,理解农民对未来的展望很近,重视穷人的人格尊严。然而信仰一旦走向极端就会演变成一种精神负担,“有意识地保持农民意识”使赵树理遇到自己小说创作的瓶颈,过分倚重民间资源造成了文学叙事的枯索呆板。加之作家亲眼目睹诸多亲友因失去土地断绝生路,故深陷于农民与土地的胶着关系中无法自拔,所以在创作中出现拒绝农村青年向外发展,以至于希望其世代匍匐在土地上的偏执情绪。赵树理的家世一方面催生“为了农民”的信仰,一方面呈现“拒绝农民”的悖论。     

从鲁迅看家世对作家成长的作用

社会环境作为一个重要的客体，对人性格的形成起着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直接影响一个人的人生观及世界观。家庭环境作为社会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和一个人的成长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是对作家的思想、创作态度、风格及作品内容的构成，都能留下很深的烙印。家世作为作家出生与成长的环境因素，其研究价值日趋明显。     

陈元靓家世生平新证

自学者陆心源、胡道静对宋著名类书编撰家陈元靓家世里贯进行考证以来,海内外学界基本接受了两人的结论.本文通过对大童文献资料的梳理考辨,就陈氏家世生平,提出了与陆、胡不同的观点以及一些新的看法.主要有两点:其一,元靓先祖陈逊非北宋末年之人,实生活于五代之季;其二,元靓籍贯应为福建建阳,而非崇安.     

药王孙思邈家世源流再考

依据《孙行墓志》并结合文献,对药王孙思邈的家世源流作了相关考证,同时对孙思邈是否入朝为官作了辨析,认为孙思邈终其一生并未出仕.     

于细微处辨异同——试论刘秉忠与陶渊明的异同简

刘秉忠与陶渊明,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关系,一位是开国功臣,一位是著名诗人。但是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这从刘秉忠的诗文中就可以看出。文章从两人的成长经历、诗文风格两方面入手,比较两人的异同。     

刘仁本生平事迹考述

刘仁本是元末浙东著名的诗文家.在元末动乱中,他以方国珍幕僚和朝廷官员的身份,主持海道漕运备舟事,振兴文教,活跃诗坛.后被朱元璋鞭背溃烂而死.刘仁本生平资料不多,当时结集的诗集、文集也渐散佚.利用传世的诗文,可梳理出刘仁本的生卒、家世、仕宦等情况.     

吴激家世生平考述

金代初年著名词人吴激处于导宋学入金泊的承前启后的地位，曾对金代文学有过令人注目的贡献；其书画作品今虽未见，但作为米芾传人之一，在宋金艺术传递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亦不可低估。考核吴激的家世生平，可以使我们了解吴激其人，并深入理解其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