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栖树”非“鸡栖于树”

古典文献中多有“鸡栖”“鸡栖树”“鸡树”等说法,但是这些说法因文献不同,上下文含义不同,意义也难免有差异,很多时候甚至大相径庭.如今,很多人甚至文史或者文献学学者,也虎古典文献中的“鸡栖”“鸡栖树”“鸡树”简单地理解为“鸡栖于树”.早先,有学者在《中华读书报》上发文,引用杜甫《恶树》和《三国志》“鸡栖树”典故,认为自古就有养鸡于树之法,最近,笔者又见学者在网络上普及“古人为何把鸡养在树上”的常识,亦用《三国志》中“鸡栖树”之典.岂不知,这是望文生义,如不加以澄清,可能会误导公众,笔者以为有必要为此一辨.     

文史现地探究易于求实得实－读简锦松教授《杜甫夔州诗现地研究》

史研究相互渗证多借助地理，但若缺少实地查考，也易致误断，陆游，钱谦益谈论杜诗，均存例证，据花蕊夫人《官词》作实地探究，足以表明作应属王建妃，不当是孟昶妃，实地查考更能判定《蜀道难》与《蜀道易》，俱符合蜀道实际情况，根据竹王，竹郎祠存在的地域，足以明了范晔误将竹王与夜郎侯相混同，实地参证史，还应注意同名地域的存在。     

一代诗圣--杜甫

杜甫(712—770)字子美，河南巩县人，出生在公元712年杜甫出身于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族，自幼便接受了儒家思想和诗学传统的双重影响杜甫从小就好学，7岁时已能吟诗从20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10年以上的漫游、先是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在漫游中，他结识了不少当时的名流，和诗人高适、李白都结下了终生的友谊，也开阔了眼界。     

近体诗对仗的变例

近体诗对于对仗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但在唐诗中，特别是精于诗律的诗圣杜甫，在其创作的近体诗中，却有大量不守成法的变例。这些变例，为近体诗的对仗带来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影及后代诗坛。其主要形式有全首对仗、全首不对仗、首联亦对仗、尾联亦对仗、单联对仗、偷春格、隔句对、错综对、当句对和流水对等10种变例。     

杜甫《寄李十四员外布十二韵》作于适应症夔州考辨

杜甫《寄李十四员外布十二韵》的系年是有争议的。宋人黄鹤订为广德二年夏成都作。清人朱鹤龄认为是大历四年夏在荆门附近作。据考，均难以成立。根据对诗中所描写的自然景色，以及通过“黄牛平驾浪”，“巫峡将之郡”句对李十四布行踪的考证，可以断定该诗是诗人于大历三年夏在夔州Xiang西草堂所写。     

杜甫因何而喜——杜甫“言喜诗”论析

杜甫的形象不只是忧愤情深广，也有喜悦的一面。杜诗言喜者，大致有以下五个方面；为国而喜；为民而喜；因家人而喜；因友人而喜；因生活而喜。杜甫的“言喜诗”常常是悲喜交集，喜忧参半，反映出时代的特点。     

杜甫诗中的诗人自我形象

杜甫的诗在记录社会时代风云的同时，还时时反观自我、抒发自己的情怀，刻画了诗人的自我形象。从杜诗中可以看到青年杜甫的豪情壮志和老年杜甫的多病凄苦，读到他的理想、他的忧患以及他无可奈何的隐痛。可以说，杜诗不仅是反映唐代社会生活的“诗史”，也是一部表现诗人自我心路历程的“心史”。     

同登岳阳楼，两种风格别样情——李白《与夏十二登岳阳楼》与杜甫《登岳阳楼》比较浅析

本文从李白、杜甫所生活的不同时期缘起，阐述了二人不同的创作道路，并以二诗为由，比较论证了同一题材所产生的“两种风格别样情”的必然结果。     

浅论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形成过程

学问一直为历代诗人所重视,“以学问为诗”却是在宋代形成的,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唐代诗人杜甫。杜甫首先以赋笔写诗和以议论入诗,从而打破了中国诗歌传统的审美体系,开始关注诗歌中的学问典故、字词韵律。韩愈、李商隐为唐人学杜诗最有成就的两位诗人,他们的创作、诗学观直接影响了宋诗“以学问为诗”的形成,“以学问为诗”便在西昆派（以典故为诗）、欧阳修（化用古人诗句）、王安石（以史料入诗）等诗人努力下,到苏轼、黄庭坚达到成熟。特别是黄庭坚的诗学理论的提出,从而使“以学问为诗”从一种单纯的诗歌技巧上升为诗歌创作观。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娇儿”的妙用

读一千次《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心中便有一千次不同的感触：触草木为之含悲的“安史之乱”的国度，感风云因而变色的苦难人民。其中，尤其是“娇儿”的身影始终挥之不去。在他“恶卧”的苦苦挣扎中，让我们更加立体真实地审视了那场毁灭性的战争，让我们更加深刻地领悟了杜甫忧国忧民的情怀和高尚的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