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歌》命名及“山鬼”原型考略

本文从神话学、民俗学研究入手,参考古代历史著作及礼乐制度,对楚辞《九歌》研究中长期有争议的问题：《九歌》命名由来、楚地祭祀制度、“山鬼”所据创作原型等试图作出解释     

论萧兵的文化训诂学方法

萧兵的楚辞学研究方法就其主导倾向和基本构架而言,是承续和接受了中国传统的训诂学方法,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吸收了王国维、陈寅信、顾颉刚、闻一多、郭沫若诸人的研究方法,把传统训诂学的可证实性原则和广阔的文化理论视野结合起来,形成了箭兵独特的文化训诂学的阐释模式。     

《楚辞集注》直音研究

朱熹的<楚辞集注>是继王逸的<楚辞章句>和洪兴祖的<楚辞补注>之后的又一部对<楚辞>的注解之书.<楚辞集注>在汲取旧注成果的同时,克服了旧注中存在的汉儒说经习气,既对字句名物作简明扼要的诠释,也按朱熹自己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屈原作品的思想内容做了一些阐发.本文旨就<楚辞集注>中的直音现象作了分类阐释,发现这些直音并非像传统所言只是单纯的注音方式,它们的特点、作用各异.     

“露才扬己”与“生态自我”——论屈原的自我形象兼班固对屈原的评价

《楚辞》是屈原缔造的一座中国古代文学的高峰,为后世学者所敬仰,成为文学研究的一大热点,但是也有不同的评论,如班固的“露才扬己”说对屈原的自我形象的否定。本文以班固的观点为起点,分析其产生的原因及时代背景,进而从生态文艺学的角度重新对屈原的自我形象进行解读。     

传记性释义——对《楚辞》释义的考察

汉朝人对<楚辞>的解释一方面受到<诗经>解释学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又因其在解释中密切联系作者传记性材料而形成新的阐释方式和特点,同样表现出了自由释义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后来又借助于<楚辞>的传播广被文学批评的其他领域.所谓传记性释义,是指利用作者的传记资料,或者利用有关作者传记的研究成果对文学作品的意义作解释的方法,它以作者的个性和生平为作品释义的钥匙.在文学批评和研究中,这种方法长期得到广泛应用.因此,有必要通过考察汉朝人对<楚辞>的解释,集中探讨释义者的随意性倾向,指出传记性释义与所谓解释的客观性,并不是一回事.鉴于中国文学批评受<楚辞>这种释义方法影响很深,相信上述考察有助于揭示和认识中国文学批评自由释义的传统.     

体验式教学在古典诗词教学中的应用

中国是诗歌与辞赋的国度,从先秦时期的《诗经》《楚辞》到唐宋时期辉煌的诗词再到元曲等,无一不是这个国度可爱的精灵。古典诗词承载着传统文化最精粹的部分,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但是,受传统应试教育影响,当前的中学古典诗词教学在教学观点和教学模式上少有新的突破,课堂教学仍是以教师讲授为主,多沿用传统的教学模式．这种强调接受学习、强调对诗词死记硬背、强调机械训练的教学要求极大地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热情,影响着他们对古典诗词的爱好。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教学观念,吸收新的、先进的教学理念．在教学过程中与学生积极互动.     

古代诗歌文体常识小辑

四言诗全篇每句四字或以四字句为主．是我国古代诗歌中最早形成的诗体。春秋以前的诗歌,如《诗经》,大都为四言。汉代以后格调稍变。《诗经》的四言诗,《楚辞》的骚体诗,汉乐府和魏晋的四言、五言诗。是唐代以前的三种诗歌样式。《诗经》开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传统。     

杨宪益的《译余偶拾》与打油诗

翻译家和诗人是杨宪益先生广为人知的两个“头衔”。他1915年生于天津,1934年赴英国,就读于牛津大学。1940年与未婚妻、牛津大学同学英国姑娘戴乃迭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半个多世纪里,夫妇二人联袂将中国史学、文学名著《资治通鉴》《红楼梦》《儒林外史》《长生殿》《楚辞》等译成英文,同时完成了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等外国名著的中译本,为促进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他的“打油诗”,“一是朴素清新的俏皮,二是沉痛伤心的笑谑”（黄苗子《说杨诗》）,更为读者击节称赞。     

比德于“香草美人”——试论屈原楚辞的审美意象

"比德"是古代中国人一种独特的审美方式,常以自然之物比君子之德.楚辞中大量运用"香草美人"来比君子之德,影响了后代中国人的芙的创造,促进了"比德"文学的发展.     

论两汉楚辞学评论中的儒道之争

从文献学角度,采用"内证法"同,从社会政治对文学评论的影响出发,探讨了.儒道兼评"的西汉楚辞学,"推崇儒学"的东汉楚辞学以及触汇众长的王逸<楚辞章句>之评论.结论为:两汉楚辞学评论始终伴随儒道思想的争鸣,实以儒为主并贯以道家思想,正是儒道思想的矛盾与斗争,推动了楚辞学的发展;同时,与刘汉王朝倡导的儒道思想消长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