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慎《楚辞》学述评

杨慎从自身遭遇出发,对屈原、宋玉二人的未遇明君表达了极大的同情。对于屈原及其作品,杨慎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其可与日月争光。与朱熹相比,杨慎能从文章写作角度出发去合理评价宋玉的《招魂》。在《楚辞》的诠释与考证方面,杨慎也表现出卓然独立的创新精神,时见真知灼识,反映出他广博渊深的一面。     

杨宪益的《译余偶拾》与打油诗

翻译家和诗人是杨宪益先生广为人知的两个“头衔”。他1915年生于天津,1934年赴英国,就读于牛津大学。1940年与未婚妻、牛津大学同学英国姑娘戴乃迭回到战火纷飞的中国。半个多世纪里,夫妇二人联袂将中国史学、文学名著《资治通鉴》《红楼梦》《儒林外史》《长生殿》《楚辞》等译成英文,同时完成了荷马史诗、古希腊戏剧等外国名著的中译本,为促进中外文化双向交流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晚年,他的“打油诗”,“一是朴素清新的俏皮,二是沉痛伤心的笑谑”（黄苗子《说杨诗》）,更为读者击节称赞。     

论两汉楚辞学评论的儒道思想

文本从社会政治对文学评论的影响出发,探讨了两汉楚辞学评论中的儒道思想。得出结论:在楚辞学兴起的两汉时期,楚辞学评论以儒为主并贯以道家思想,正是儒道思想的矛盾与斗争,推动了楚辞学的发展。同时,与刘汉王朝倡导的儒道思想消长沉浮。社会政治影响文学的评论。     

《九歌·国殇》历史与神话背景研究述评

<国殇>的历史与神话背景是自古以来学术界讨论的热点,在其时代和创作背景、祭祀主体和形式研究上出现了不少针锋相对的观点.关于<国殇>的性质,主张<国殇>为屈原所作者一派主要有祭祀为国捐躯的英雄的乐歌说、用以获福助却秦军的巫歌说、出征前鼓舞士气的雄壮舞曲说、消灾祈福的祭傩歌曲说、现实主义的叙事诗说五种说法;主张<国殇>非屈...     

说“兮”

“兮”字并不是楚地民歌独有的语气词 ,而是先秦时南北各地民歌广泛使用的一个语气词。“兮”字在我国诗歌发展史上有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追溯“兮”字在我国古代诗歌中的地位变化 ,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我国诗歌发展的某些规律     

论徐昂的楚辞韵式研究

楚辞韵式韵例的研究成果不多,目前仅以王显的研究成果较为深入,徐昂《楚辞音》中有对楚辞韵式的阐发,其研究角度与王显的并不相同,以＂以韵论节＂的思路,确定并发展了楚辞＂间隔协韵＂的韵式。     

论《楚辞》多种文化的交融

文章从文献学角度,用“内证法”证明,《楚辞》和“北方文化”具有一致性然而又迥然不同,“北方文化”深刻地影响着《楚辞》。再从考古学角度,揭示“南楚文化”是《楚辞》赖以成长的文化背景。最后,从《楚辞》与现实生活中的“楚歌楚声”关系论证,“楚歌楚声”是《楚辞》文化的根。最后得出结论:《楚辞》家者流,主要是出自民间,并受到南北文化的影响。或者说:“北方文化”影响《楚辞》,《楚辞》直接接受“南楚文化”,“楚歌楚声”是《楚辞》直接的来源。确切地说:《楚辞》是多种文化的交融。     

从《楚辞集注》看朱熹辞赋观

朱熹《楚辞集注》鲜明地反映了他的辞赋观。作为理学家兼文人的朱熹,一方面,他具有深厚的文学艺术素养,对辞赋文学特征有较深刻认识。他主张辞赋必须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反对元病呻吟、不敢直谏、立意肤浅之作。他明辨辞赋二体特征：辞主忧伤怨慕,重在抒情,故缠绵悱恻;赋主欢愉颂美,重在铺陈,故巨丽宏博。另一方面,他评注辞赋,往往作经典解读。在辞赋的内容立意上,强调忠孝仁义之旨,带着极浓的理学色彩。因此,极大限制了他的文学艺术视野,表现出辞赋观的狭隘和局限。     

刘勰论楚辞二题

从文体学的角度看,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篇具有特殊的意义。它第一次将＂骚＂单列为一种文体,萧统的文学观显然受到刘勰的影响。《昭明文选》按文体编排,将＂骚＂单列,在＂赋＂、＂诗＂之后,位居第三。《辨骚》篇中由于刘勰的宗经思想带来了理论上的矛盾,并对楚文化及战国文化对楚辞的作用论述不足。     

《诗经》、《楚辞》龙凤文化审美

中国龙凤文化源远流长。在西周至战国时期产生的两部伟大诗歌总集《诗经》和《楚辞》，其中蕴含着丰富的龙凤文化意义和审美价值。《诗经》的龙凤多单独描写，《楚辞》的龙凤则多在一诗中对举描写，体现了南北文化融合的鲜明特征。《诗经》、《楚辞》中的龙凤意象都具比兴与象征作用，而《楚辞》则更多了一分南方巫文化的神秘色彩。《诗经》和《楚辞》共同奠定了中国龙凤文化的优良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