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章句》的成书基础与章句特色

《楚辞章句》的成书基础源于王逸对民间不成系统的《楚辞》研究的归纳与总结,以及对学术界口述和文字著述两方面研究成果的吸收。王逸在章句《楚辞》时虽摆脱不了汉儒说经习气,但却表现出努力挖掘《楚辞》中"言志抒情"的创作情感的章句思想和对《楚辞》作品所体现出来的"优游婉顺"的创作格调的激赏,而这两方面也成为了他独具一格的章句特色。     

楚文化中的龙意象管窥——以《楚辞》为例

楚文化内涵丰富、标新立异、顽强不屈、浪漫自由等特性,共同构成一个多元的文化系统。《楚辞》是楚文化的一个重要标本,其中的“龙”意象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象征着高风亮节的君子、忠心耿耿的臣子以及自由浪漫的精神,成为铸就楚文化浪漫诡谲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表现出楚人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诡谲的自由天性和标新立异的创新意识。     

屈原与湖湘文化

正在源远流长的湖湘文化史上,屈原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人们在追溯湖湘文化时,往往将屈原视为湖湘文化的源头。作为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性文化传统,湖湘文化是一个不断建构的过程。人们注意到,湖湘学者有一种"褒美乡贤"的传统,他们对自己的故土家园有一种执着的热爱,对于本土文化精神有一种自觉的继承、推崇与弘扬。他们希望从历代乡贤先达的思想中吸取资源,获得动力,从乡贤事迹中受到激励。在湖湘文化精神建构过程中,屈原精神无疑是重要源泉。     

春天的模样

正"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千百年来,春天都是以这样的方式装点人间。她穿过《诗经》,穿过《楚辞》,穿过汉赋,以及唐诗宋词,出现在现代的我们面前,却依旧是那副"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的不老模样。那么,在这阳春三月,我们不妨与惜春的人一道,跟随春的脚步,去领略文字里的春     

《楚辞·招魂》作者研究述评

关于《楚辞·招魂》的作者,自汉至明清,学界多围绕屈原或宋玉为中心展开论述,民国开始,又生发出诸如宋玉屈原合作、作者不详等论说。而在当今没有更为直观和权威的文献资料情况下,结合历代学者的研究角度及其论证过程来看,还是《招魂》乃宋玉拟屈原作这一观点更为可信。     

楚辞建筑考

对楚辞中的建筑分三类进行疏证,即宫室类、城邑类和园林类。并指出,楚辞中的建筑,既与先秦其他作品所描写建筑有共性,也有明显的个性特色。     

《楚辞》“二湘”误读之解释

秦汉以来，不少学以舜与二妃解读《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并成为楚辞研究中最有影响的代表。用历史传说人物指代神话形象，这是一种历史化的诠释方法。尤其不依据学作品的语言本，这种诠释就更带有了一种先行的故事去强调一种现实人生的男女本偶的伦理关系，这是中国史官化精神的态度，也是家国同构的中国古代伦理价值观念的体现。     

为赋钓鱼话屈宋

在湖南省桃江县，有一座桃谷山，资水从山前流过。河畔有一块巨石，下临深潭。当地人说，那里就是当年屈原钓鱼的地方。     

论从屈原到宋玉的四大转型

宋玉是战国晚期楚国著名的辞赋作家,历来与屈原并尊为"中国文学之祖".但屈原是楚辞的代表作家,而宋玉则是楚赋的代表作家;屈原所创作的楚辞重抒情,而宋玉所创作的楚赋重体物;屈原喜犯颜直谏,宋玉好微辞讽谏;屈原崇高伟大,宋玉自然亲切.从屈原到宋玉,实现了由楚辞向楚赋的转移、由缘情向体物的嬗变、由直谏向曲谏的发展、由崇高向世俗的回落.这些都标志着中国文学的重大转型,对后代作家及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何乔新《楚辞序》看明代前期楚辞研究的状况

明代前期国力逐渐昌盛后,文坛上出现了以歌功颂德为主旨的台阁体,学者们亦多从教化、治世的角度接受前代儒者的思想。何乔新身处明代前期国力鼎盛之时,他以官方儒者的身份,倡导世人以推洁廉之志而弼成治化,以环丽之词而歌咏太平的态度来接受《楚辞》。他的这种主张亦是明代前期官方舆论风向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