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现代学术与重勘中华文明——20世纪以来《楚辞》神话研究概述及反思

有别于传统经史范式,中国现代神话学的建立是《楚辞》神话研究的基本前提。在异质文化冲击和现代学术建构的驱力下,20世纪以来的《楚辞》神话研究成为时人理解中华文化、重勘中华文明的途径。20世纪前期形成的四条基本路径影响至今：诉诸信史的实证研究、文学艺术的系统研究、跨文明比较研究、人类学和民族学阐释。经20世纪中期过渡,80年代以来的《楚辞》神话研究走向繁荣和学科自觉。同时,随着中国神话学界的前沿反思与范式推进,《楚辞》神话与中国文明起源特征、早期经典形成、早期中国思想史等问题成为学界热点。新的学术视野和新的学术使命都昭示着,《楚辞》神话研究必将继续参与到更深入更宽阔的当代学术发展中。     

问花·结语

丁酉仲冬 问,是一种思考一种追寻。元散曲家张养浩曾语：＂问花不语,花替人愁。＂问花其实是问己,怜花其实是自怜。人与黄花此刻心意相通,愁上枝头。历代诗人对花的追问,往往执着于身世自伤与自怜,在我看来,这不但局限了问的格局,也局限了问花的意象。中国文学与艺术实际上起源于《诗经》与《楚辞》,诗经朴素成于天籁,一枝一叶都是阳光和泥土的气息,楚辞却意象驰骋,充满了瑰丽雄浑的想象与思考。     

那些不像成语的成语

从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我们的传统文学体裁无一不是简洁工整、极富韵律,成语也不例外。它们有的自带"文化人"的光环,有的则"平易近人",出没于闲谈玩笑间。而那些不像成语的四字成语,其实也都"大有来头"。     

走出“疑古”时代——胡适《读〈楚辞〉》的学术意义及其历史局限

胡适于1922年发表的《读〈楚辞〉》一文，在现当代《楚辞》研究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读〈楚辞〉》对《楚辞》相关文献的考辨及《楚辞》注家的研究具有启发《楚辞》文献学研究与促进现代学术研究范式建立的意义。同时，胡适在文章中提出的“屈原否定论”等观点，更暴露出他的《楚辞》研究存在着立场过于主观、结论过于武断两大缺陷，而这两大缺陷的产生主要是受“疑古”思潮和胡适西化的文学观念的影响，折射出传统文史之学的现代转型历程。     

太史公的楚辞学：《史记》屈原、贾生合传之因考辨——兼说今本《楚辞》篇次的来源之一

前人关于《史记》中屈原、贾谊合传原因的讨论，多停留在现象总结的层面。从发生学角度，联系《史记》的全书体例和《屈原贾生列传》中对二人挫折人生的描述，可知该传创作的一个根本之因是寄托司马迁“士贤能而不用，有国者之耻”的“明世观”。同时，司马迁在该传中还欲呈示其所创设的“楚辞学”。为了展示此学派的完整和规模可观，于是只得选贾谊来与屈原“合传”，甚至不惜破坏全书中的时间体例以及贾谊思想的丰富性、深刻性。另外，立足司马迁的楚辞学，考察处于其前后的刘安、刘向编《楚辞》的相关议题，可发现刘安作了《楚辞释文》式的编纂，逻辑未密，而刘向作了《楚辞补注》式的编纂则颇为成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