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庸章句》引注看朱熹经典诠释的原则

《中庸章句》共引注9家24处,含汉魏古注和宋儒之注。朱熹秉持公正的经学观、正视汉魏经学功绩并予以合理评述;其善集注家之长,引郑玄、王肃注多聚焦章句训诂和简明解语。引程子注最多,但未标明是程颢或程颐,有和会二程之意注经的做法;引注多出自《程氏遗书》《程氏外书》,《二程集·中庸解》撰者实为吕大临,朱引程子注不出于此。朱熹对杨时、游酢、侯仲良学养多有嘉许,但因他们解《中庸》杂糅佛老思想、偏离圣人学说,故引注数量偏少。朱熹熟识张载作品且在心理上钦慕其学说、又高度评价吕大临所解《中庸》,故关学代表引注比例较大,彰显其超越学派之分、褒贬有别的治学精神。朱熹释经理学色彩较浓,但未囿于当时义理解经思潮,呈兼顾文本之义、作者原意和读者所悟之意的多维诠释视野。     

长泽规矩也与《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

文章论述了长泽规矩也的《书林清话纠缪并补遗》与李洣的《书林清话校补》之间的关系等史实,期望能引起学术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的经学成就

清代经学史上<左传>的考据,经历了由尊汉学而辑存汉儒旧注、批判杜<注>孔<疏>,进而重新建立注疏的过程.洪亮吉的<春秋左传诂>,旨在"存<春秋左传>之古学",从而搜采古训,匡正杜<注>,补充注解,为<左传>新疏奠定学术基础.这些是其经学成就的具体表现.     

论钱大昕的宋学观

作为乾嘉时期著名汉学家,钱大昕对宋明理学的很多范畴都进行了分析,在“性即理”的问题上,钱大昕同意宋儒把理看成纯粹至善的道德标准,但不同意“天即理”之说。他反对把“理”玄学化,反对宋儒在形而上的层面上探求“孝悌”。他把宋儒宇宙本体的“道”解释成孟子的道德伦理,并试图把宋儒所有的哲理思辨的思想都落实成人与人之间的伦理关系。他对《宋史.道学传》枉自尊崇道学的现象进行了批判,从史书体例的角度揭示学术发展的脉络,主张在正史中以“儒学传”统领一切,反对在编纂学术史时有意轩轾,强分门户,掩盖学术发展的真实面目。尽管钱大昕对宋明理学的很多范畴提出质疑,但他对朱熹、王阳明正心诚意、主敬立诚的思想又十分推崇。     

内高班藏生自我意识、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关系的研究

藏、汉高中生的自我意识发展水平以及社会支持存在差异,青少年的自我意识、社会支持与心理健康密切相关,学校教育中应提高藏族高中生的自我意识,及时提供社会支持,为构建学生的健康心理和谐人格提供指导。     

2007年世界汉学大会召开

2007午世界汉学大会近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的主题是“文明对话与和谐世界”。二十多个国家的七十多位学者就作为文明对话的汉学研究、“中国形象”在汉学研究中的变迁、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汉学家与汉学史、汉语国际推广与跨文化交流等内容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探究。据悉，世界汉学大会今后将每两年举办一次。     

“他人入室”:民国史坛对域外汉学的回应

20世纪以来,欧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历史文化,因方法科学、新史料的挖掘利用、多种语言的应用,在汉学研究方面进步迅速,无形中给中国史学界造成巨大的压力。胡适、陈垣、陈寅恪、傅斯年诸氏苦心经营,激发民族主义,欲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把原本属于负面的包袱转化为正面、积极的动力,在一定程度上成就了民国史坛繁盛的局面。民国史学的发展,尤其在中国古史、中西交通史、蒙元史、语言学等领域,均受域外汉学的影响。当时国内学界虽然弥漫着与国外汉学争胜的气氛,但对海外汉学大体持一种谨慎的理性态度,既不盲目推崇,也不一概否定。然而,主流学界一再强调取法域外汉学,毕竟在客观上助长了挟洋自重和格义附会的流弊,此一恶习不仅至今不衰,反而大有愈演愈烈之势,可谓对中国史坛最大的挑战。     

裨治文与《中国丛报》

裨治文（E．C．Bridgeman）是美国认识、研究中国的先驱者，他凭借在中国传教的经历，以《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为工具，介绍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宣传中华文明。与早期欧洲汉学研究相比，美国人研究中国起步较晚，但早期欧洲汉学研究有其明显局限性，它们主要关注中国的历史、文学和语言等，而裨治文等人对中国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注重研究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问题，并且将它们与美国自身利益结合起来考察。这种特点被不少中外学者视为是美国汉学研究与欧洲汉学研究的“截然不同的特征”。     

从赵之谦《论学丛札》看《汉学师承续记》

《论学丛札》为新发现的清季学者赵之谦之39通书札,这批书札几乎全是有关如何编纂《汉学师承续记》之事与绩溪学者胡培系等人的通信,为我们进一步研究其编纂《汉学师承续记》的动机、体例、方法、收录人数以及著书目的等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研究赵之谦本人之学术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将《丛札》与《续记》比较研究,可以使《续记》因残阙而不能明白的许多问题得到清晰的认识。     

试述1950-1970年代海外汉学著作在中国的译介及启示

1950-1970年代中国大陆翻译的海外汉学著作不下百本,然而学界对此尚无专文介绍。1950年代,为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国内重版了一批海外考证性汉学著作;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初,译介出版了为数不少的有关中外关系、帝国主义在华活动等方面的海外汉学著作;十年＂文革＂中后期,则译介出版了一批研究中俄关系、俄国人在中国东北活动的汉学著作。1950年代至1970年代海外汉学著作译介具有不同时期各以不同国家的汉学家著作为主体、选译的标准为作品具有代表性或史料价值、选译的目的主要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思想和帝国主义等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