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汉学界《易经》诠释的思想史转向——立足于林理彰的王弼《周易注》译本的考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汉学界的《易经》研究逐渐兴起一股由“经”到“传”的诠释转向，研究者不再致力于翻译和解释《易经》的“真正含义”或“内在含义”，而是转向历代的《易经》注疏。他们认为并不存在一个单数的《易经》诠释定本，而是有多少《易经》注疏，就有多少不同的《易经》版本，并主张以历史的眼光、从注疏者的角度来理解和解释《易经》，这反映出美国汉学界《易经》诠释的思想史转向，其代表人物主要有苏德凯、艾周思、林理彰、何茂康等人。这一思想史转向是在美国的中国历史研究由“西方中心主义”向“以中国为中心”的范式转变的背景下发生的，同时也是对卫-贝译本长期确立的将《易经》视为“智慧之书”的挑战和反叛。强调“以中国为中心”的《易经》注疏翻译有助于人们认清《易经》的复杂性质，动态地把握中国思想的内涵和特征，但在具体实践中也存在着如何做到对古人学说具备“了解之同情”、翻译时如何区分经典文本自身与注疏者理解之间的差异这样的困难和矛盾。从学术研究层面来看，美国《易经》诠释的思想史转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从《易经》的海外传播来看，卫-贝译本所代表的民用方向仍然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论汉、宋儒学对《论语》“义”字诠释的分歧

“义”本义为“所宜为”，古代学者最初以“义”形容和修饰顺应正道的事物。在孔子所处的时代，“义”作为超越具体行为而存在的德目，已被学者普遍接受。《论语》中，孔子以“义”概括合礼之行。但孔子时代对“义”的诠释尚未触及“义”与行为主体的关系问题。汉学系统认为行为主体不可自行解释自我之行是否合“义”，因为“义”外于“我”，它是伦理规约。个体须学习以明“义”，个体行动的核心问题是“我”该怎么办；宋学系统认为“义”是理之一端，为各人自具，“义”当自内求。个体应以涵养工夫明“义”，并自行回答行动与“义”的关系问题，以回应“义”的自我道德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