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北宋学者对汉唐经学的批评

儒学的危机引发了北宋学者的文化忧患意识，他们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经道关系、汉唐经学以及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审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尊儒、崇道、宗经等意识比汉唐儒者更为强烈；二是出于“卫道”的目的，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审视；三是在提倡经世务、重义理的同时，对汉唐经学进行了反思与批评。但是，北宋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新观察不是为了损害儒经的权威，而是为了强化经典与“圣人之道”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重建对经典、对儒学的信仰。他们虽然对汉唐传注之学有过激烈的批评，但并不否认传注对于理解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北宋学者通过对传统经学的反思与批评，促进了经学变古和儒学革新，使儒家经学走出了汉学，构建了宋代经学的基本特征，为儒学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外国百科全书中的司马迁

关于外国人研究中国问题的学问．统称为汉学（Sinology）．是东方研究（Orientalstudy）的一个分支。外国汉学研究的开端与16世纪来华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密切相关。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学研究逐渐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兴起．且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越来越大。     

务实的漠视——英国汉学专业化的开端

长久以来,英国汉学家对于汉学专业化过程中英国官方和知识界的冷漠态度深感困惑和失望,称其为"奇异的漠视"。这种漠不关心的态度影响了英国汉学的发展壮大,并导致英国汉学落后于同时代的法国、德国、俄国等。本文试图通过回顾英国汉学专业化初期发展情况,梳理以大学设立汉学讲席为标志的汉学学科建立的过程,辨析这一时段推动汉学发展背后的因素,并针对"奇异的漠视"态度的形成给予合理的解释。     

学术乃天下之公器——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访谈

2019年7月22日,南京大学谢欢博士对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郑炯文先生就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相关问题进行访谈。东亚图书馆肇始于欧洲,起源于传教士对文史哲印刷文献的专题收集,与汉学发展紧密相关；美国东亚图书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如今美国已成为西方世界东亚研究的中心。华人图书馆员是北美东亚图书馆从业人员中非常重要的群体,三代华人图书馆员各具专长,为北美东亚图书馆发展做出了贡献。郑炯文先生自担任哈佛燕京图书馆馆长以来,主要致力于以下三方面工作:①整理裘开明、吴文津担任馆长期间收集的文献；②开放馆藏,将哈佛燕京图书馆的资源面向全世界学者开放；③推动中美图书馆员交流合作项目。     

钱大昕的经学批评

乾嘉时期，钱大昕对汉学、宋学和清代学术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评论。在治经的理念和方法上，钱大昕推崇汉学，以汉儒治经的方法为标准衡评后世学术，具有汉学家的立场，但同时又力戒今古文门户，尽量以持平之心审视学术发展。对于宋学，钱大听从工具和思想两个层面上进行了评论和驳难．剖析宋儒所倡导的“性”、“理”、“道”等范畴．给以新的解释，并以日常伦理来批评理学的思辨，有误读宋儒的地方。他总结出清学崇尚古学、实事求是、重视经史、经世致用的特点，同时又批评了清儒过分尊经泥古的弊病。     

论清末同文馆英语教育课程设置

清末同文馆为我国培养出了一大批英语人才,它的英语教育是我国学校正规英语教育的开端.在课程设置上,同文馆有其独有的特点:注意到了语言与专业课程相结合;注重英语教学的同时,注重学生的汉文功课.正因如此,同文馆学生毕业时,已被培养成了复合型人才,所以能够胜任多种工作.目前我国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单纯掌握语言技能的毕业生已不能适应社会需要,因此应将英语专业的教育目标定位于以培养复合型人才为主.为实现此目标,可借鉴同文馆经验,拓宽专业课程范畴,增加一些科学课程内容,同时注重提高学生的汉学修养.     

中国古典戏剧、小说在法国

中国古典戏剧、小说都是在18世纪欧洲“中国热”的历史大潮中,被引进法国的。19世纪是法国汉学家译介、研究中国戏剧的自觉时期;中国古典戏剧担当了中西（中法）文化和文学交流的先锋角色;19世纪法国汉学界引进中国小说,以传奇、才子佳人小说为主,20世纪突破了这一单一化格局,注重于长篇巨制的翻译介绍,以小说作为认识中国文明不可或缺的参照,表现出更多的自觉和活力。但它们承袭的依然是前辈所确立的纯文学的文化观照传统。对中国白话小说发展史的探索,以都市文化视角来审视中国白话小说的兴盛、发展,是20世纪法国汉学家对中国小说研究最具理论功底和学术价值的方面。     

让世界倾听汉语之声

语言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资源,已成为国际文化竞争的焦点。汉语,正在成为一种新强势语言,以独特的魅力走向世界     

朱熹《四书集注》通行清代之原因及评价

清代虽以"汉学"著称于后世,然而有关四书的研究却始终以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为大宗,汉魏古注一直没能占据文化界的主流。除了外因科举制度外,更自有其内在的因素。朱注较之汉魏古注有三大优点:一是在义理上适应了后期封建社会的需要;二是在审文义上远轶古注,训诂考据亦大体正确;三是简明。可见朱注之通行,符合学术的自然规律。但值得注意的是,汉魏古注的"精华"大都在朱注中继续焕发着活力。从纯理论上看,一部书的诠释空间限制了其注本之间的差异。宋儒与清儒的起跑线没有绝对的、不可逾越的差距,朱学王学在义理上的分歧所占四书五经章句之比例亦微乎其微。只有达成这种认识,我们才可能全面地认识和评价清代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依然通行的原因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