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琵琶记》的“动人”内涵及其价值

“动人”是高明《琵琶记》自觉追求的戏曲创作与审美观念。作品对其内涵展布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庸中之奇”叙述中自然而然感发接受者向“善”伦理意志;二是“布帛菽粟”题材与笔墨中传达丰富深刻内涵;三是“因文生事”中体现杰出“文才”。三方面内涵展布,体现出对戏曲文体传“奇”本质尊重、对“文”抒情特征与表现才能开发、对经史传统征实尚用重教“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观念继承、对读者与观众审美情趣自觉迎合。这三方面展布,使《琵琶记》形成非同凡响格调,促成它“经典”地位确立。以《琵琶记》“动人”内涵展布成功为借镜,可为当今文学创作提供有益价值资源。     

目录学经史关系探析

中国古代目录沿革的历史内在对应着经学发展史.在经学大背景下来审视目录学分类的经、史关系,可以发现经、史两部代表了国家意识形态,经、史处于离王权中心近的位置;而子、集则处于离王权中心较远的地位.还能总结出如下变化规律:但凡在经学正统期,比如汉、唐,目录分类明显重经、史;但凡在经学嬗变期,如宋、明,则经、史、子、集分类都有...     

语文教学淡化文体倾向刍议

正近年来,对中学语文教学的指责之声,可谓不绝于耳。其中有切中肯綮之论,也有失之偏颇之言。比如有论者云,在中学作文教学和训练中倡导"文体不限""除诗歌外文体不限",其背后隐藏着的是文体意识的虚弱。1类似的议论还有不少。夸张的艺术化的标题,虚张声势的议论语句,乍看触目惊心,但静下心来思索,实际情况远非如此。     

简议清代考据学

考据学是在清代学术界居主导地位的学术流派。该学派以考据为治学主要内容，简单说就是通过音韵、训诂、辑佚、校勘、辨伪等方法考证经史，这就是考据学，也称考证学、汉学、古学。又因其朴实无华而被称为朴学。这是就该学派的学术特色而言的。考据学盛行于清代乾嘉时期，     

我国古书的合称

在我国浩如烟海的经史典籍中,有一些古书以其内容相关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相近而并称于世,如大家熟知的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诗》、《书》、《礼》、《易》、     

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探研

唐代前期在完成经学总结的同时,也因经义疏解的统一和解经方式的僵化而出现了经学危机,在这一背景下掀起了疑古惑经思潮。唐代疑古惑经思潮持续时间很长,几乎与唐代历史相始终,一直处在不断的演变过程中。唐代前中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刘知幾,他虽然以史学的视角质疑经书记载的部分内容,却并不否定经学思想,反而强调史著需要维护名教。唐中后期疑古惑经思潮的主要代表是新《春秋》学派,他们站在经学的立场上对《春秋》"三传"进行批评、质疑,重视分辨经史之别,而其注重褒贬义理的经学思想,对唐中后期史学新变乃至宋以后史学发展都有重要影响。     

由性理转向经史:明清之际学术的新趋向

在16、17世纪，中国大多数学仍然恪守理学道德心性的思辨体系，但有少数学却转而根据实证标准从事经史典籍中的事实性考辨。在顾炎武之前，归有光、唐顺之、钱谦益以及陈第、方以智的学术取向，都与明代的性理之学迥异。这表明，在乾嘉学派形成以前，已经有一批优秀的学在从事经学、天、小学、地理以及数学方面的实证性研究，由他们那里发轫出来的学术意识与研究方法，恰是清儒考据学重要的来源之一。     

关于“中国戏曲晚出原因”的思考

中国戏曲的晚出有其特定的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一方面,中国早期叙事文学弱化,《诗经》奠定了中国文学以抒情传统为主的发展方向,这是中国戏曲晚出的重要内因。另一方面,传统经史文化、审美理想、民族心理、文艺理论等建构而成的古老的传统文化背景压抑、阻碍了戏曲的诞生和发展。     

《经史百家杂钞》与《古文辞类纂》之异同

同为桐城谱系的选本,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与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既有相似之处,也存在明显的歧异。二者在文体分类上＂大体不甚相远＂,在篇目采择上也多有重合,重视韩、欧文的态度也如出一辙。但《杂钞》在《类纂》的基础上增删文类,凸显出对经世之文的重视;又于经史子集并录,骈散兼收并蓄;在对历代文的抉择上,首重秦汉文,兼取魏晋六朝文,轻视明清文;与《类纂》以收录集部文为主,不屑骈体,首重唐宋文,推崇明清文,鄙夷魏晋六朝文的做法迥然不同。《杂钞》拓宽了古文领地,扩大了桐城门庭,也修正了桐城文统。于此,我们也可窥见曾国藩的古文观念和为文宗尚的自家特色,以及桐城派内部的承传嬗变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