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思维方式角度看戴震的考据学与科学的关系

作为乾嘉考据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戴震,在思维方式上经历了从注重直观体验的经学考据传统向注重逻辑的近代考据学演变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他借鉴了来自西方的科学思想方法,主要是归纳法、公理化方法和科学的数学化观念,提出了"论据互证""心通理义""由数入理"的新思路,将其融入当时的经学研究中去,在清代学术发展中产生了深远影响。戴震的思维方式演变由于经学传统和直观体验思维的局限而具有不彻底性,没有形成彻底的对象化研究,对西方科学思想方法的借鉴更多停留在"术"的层面上,因而未能转化成现代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这方面的经验教训至今仍有一定程度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杨慎《山海经补注》及其考据学成就

就古代《山海经》研究史而言,清人之考据成果最为丰硕。然清代之考据,实由明人奠其基、肇其端。杨慎生当正嘉间,于空疏浮泛的学术氛围中尚博崇实、钩隐抉微,撰成《山海经补注》。作为继郭璞后首部最具影响力的注本,该著以博征精究、求实考据之法,开启明清《山海经》考证训释之风气,并为清代《山海经》考据学的繁荣奠定了基石。     

书山鸿踪（下）——2009年古籍秋拍聚珍

《小学钩沉》清乾隆间稿本及光绪甲申年（1884年）龙氏刊本计3册 从两汉至今,两千年学术史中堪称顶峰者有三：两汉、两宋与清。清学的主体即所谓乾嘉学派,亦称之为考据学和朴学,其学术成就及地位在中国学术史上极为突出。因客观历史原因所囿,     

论王夫之《诗经稗疏》考据学成就

《诗经稗疏》是王夫之《诗经》学著作之一,主要涉及考据,其考据原则和方法既体现着明清之际的共性,又有其独特性,并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在同期众多《诗经》考据学著作中不失为一部优秀的作品。     

清代整理研究《后汉书》成就概述

清代是《后汉书》研究的总结集成时期,成果突出。其研究领域广泛,投身学者众多,引用材料详实,运用方法科学,既注重考据,又有史意阐发,在《后汉书》研究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晚清今文学与诸子学复兴之共因探析

推动晚清今文学和诸子学复兴的因素很复杂,也有相同之处。从学理上看,是乾嘉考据学继续发展和开拓的结果;从社会形势看,有经世致用思潮的推动;从文化环境看,受到了西方文化冲击和中西文化交融的影响。寻绎晚清今文学和诸子学复兴的共同因素,可以更清晰地把握晚清学术发展形势和演进规律。     

戴震的“讳言”：论《天主实义》与《孟子字义疏证》之关系

已有研究指出《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之影响，但侧重史学的学理依据，而缺乏哲学的学理依据，从哲学上看，《孟子字义疏证》从方法到原理，都有《天主实义》间接和直接影响的痕迹。但《天主实义》对《孟子字义疏证》的影响并非根本性质的。《孟子字义疏证》的思想仍处在新儒家语境内，与《天主实义》的神哲学实有本质区别。这是戴震虽受了《天主实义》的影响但却讳言其影响的学理原因。     

西学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乾嘉考据学——以钱大昕为例

西学对于清代乾嘉考据学的发展究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一个重要而引人思索的历史问题,争议颇多。钱大昕是乾嘉考据学的代表人物,以他为个案进行细致分析,是推动研究深入的重要一步。在西学的刺激下,钱大昕刻苦钻研中西天文学、数学,认识到西学有超过中学的地方,主张"能用西学",反对"为西人所用",号召士人研究自然科学;他致力于发掘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数学遗产,希望人们能继绝学而奋起,以与西学抗衡;他还以天文历算学知识订经考史,解决了很多经史之书中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此可以看到,西学对乾嘉考据学的影响主要在如何看待西学、在西学刺激下发掘中学以及用自然科学知识考史等层面,至于以钱大昕为代表的乾嘉考据学者所固有的传统文化品格和治学格调,并未受到西学影响,他们研究学问的价值体系依然是"中式"的。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掘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到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弊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著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试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钱大昕之魏晋南北朝正史地理考证述论

钱大昕对魏晋南北朝正史地理的考证,主要包括对魏晋南北朝正史文本（地理内容）的校勘、对正史地理志的专门考证和对正史纪传中地理内容的考证。钱大昕地理考证方法多样,如以本（地理）志考证本（地理）志,以他（地理）志考证本（地理）志,以纪传考证地理志等,并善于综合运用小学、避讳学、金石学、职官学等服务于其历史地理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