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顾炎武《诗经》考据学的特点

清以前,《诗经》考据学者主要涉足文字音韵、历史地理、名物典制等方面,虽有如王应麟、杨慎、陈第等大学者参与,考证范围毕竟有限,成就也不突出。顾炎武广学博闻,提倡以音韵、金石材料探究《诗经》的原始意义,从而为通经致用服务,且触及典礼制度、天文舆地、名物礼俗等方面,拓展了《诗经》学的治学范围。由于顾炎武本着科学实证的精神考释《诗经》,多能发前人之所未发,奠定了清代《诗经》考据研究的学术宗旨和学术规范,在从理学向考据学转换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晚清练恕史学成就述论

练恕是近代杰出青年史学家,不料英年早逝,虽在世十八春秋,但他的著作中就有四篇被编入《二十五史补编》,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钱大昕的《恒言录》与钱大昭的《迩言》

分别著有《恒言录》和《迩言》的经学家兼训诂考据学家钱大昕、钱大昭,是一对著名的乾嘉学派同胞兄弟学者。其《恒言录》和《迩言》,均属中国文献史上重要的汉籍民俗语言珍稀文献,是自周秦以来采风问俗的经典著作。     

汉代与清代经学研究特点之比较

汉学与清学两者同为学术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在学术研究特点上有许多相似之处,然而毕竞事过境迁,又存在许多各自的特点。学者常把它们与宋学相对称。     

新时期史学思潮的演变

近年来，曾经是“显学”的历史学被迫从意识形态的第一线退居到第二线，甚至第三线，这不能不使历史学界在心态上失去平衡，他们不断寻求走出困境的出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就是这种探索的表现和结果．归纳起来，史学界先后经历以下几次大的思潮：     

论嘉道时期皖派考据学发展的新动态

鼎盛于乾、嘉两朝的考据学发展至嘉庆末年,面临"考据何以致用"这一时代问题的挑战。作为儒门经典文献且济世较深的《春秋》,此时成为今文学家、古文学家论争的焦点。著名皖派考据学者俞正燮在其《春秋》研究中,就三传价值分判、历代注疏纠谬、典制史地考察等方面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些研究成果向我们展示出嘉道时期考据学学者努力将"考据"与"致用"紧密联系的治学态度,这不仅回应了今文经学的挑战,同时也为道、咸时期经世致用思潮蓬勃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     

章学诚“六经皆史”说探微

明末清初顾炎武提出“经学即理学”命题，开一代考据学之风。乾嘉年间，考据学发展到鼎盛，并日益脱离社会现实，流井日显。针对这一学术风气，名思想家和史学家章学诚提出了“六经皆史”说，强调学说不应脱离人事，反对为考据而考据，企图以此挽回一代惠戴之风。     

论王应麟的考据学成就——以《困学纪闻》为例

南宋学者王应麟兼采众家,广征博引,遍考四部,在考据学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困学纪闻》是王应麟晚年碎金所成。该书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其考据学成就。     

论焦循《孟子正义》之缺失

清代焦循的《孟子正义》,疏证赵注《孟子》,既求真务实,又广博精审,乃＂新疏家模范作品＂。但由于主客观原因,仍有门户之见、曲护赵注、繁琐重复、错疏误注之缺失。     

戴震治诗中的考据方法与乾嘉考据学

考据学为清代学者戴震的学术重心,戴震考据学成就的光彩熠熠,蒙惠于考据方法的科学性.戴震治诗时主要采用的以经考字与以字考经、以及小学求证和归纳法与演绎法等考据方法,在清代乾嘉考据学中具有普遍性.当时诸多学者都以这些科学方法作为解籍津筏使得乾嘉考据学在中国学术画卷上留下浓重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