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感考古学——一门极具发展潜力的新兴交叉学科

由于遥感考古能够全面、立体、快速有效地探明地上和地下古遗址的分布信息,在现代考古中发挥着十分明显的作用,越来越受到考古工作者的重视,逐渐成为考古研究的重要手段.本文重点评述了遥感考古的国际发展现状及趋势、我国研究进展、探讨了空间技术在发现历史文化遗产和古人类遗址与环境重建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学科发展对策及建议.     

Women in Russian and Soviet History

Abstract

This is a second part of a bibliography of books and articles on women in Russia, published in the early 1990s. While the first part dealt with the women's issues of the 1990s, the second part concentrates on the evaluation and re-evaluation of Russian history as related to the woman's question. The emphasis has been on scholarly works.     

抗战时期的中国考古学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考古学发展最为艰难的阶段，不仅安阳殷墟田野发掘中断，而且研究工作也受到极大影响。尽管如此，中国考古学者除继续在西南和西北地区从事考古调查和发掘外，在研究上也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其中尤以李济的殷墟陶器研究和董作宾所著《殷历谱》最为出色，成为困难时期学术界的典范之作。     

关于吴都句吴研究的几点刍荛之见

吴国都城问题在吴文化研究领域居于核心地位,特别是吴国首座都城句吴,在吴国前期发展史上具有重要作用,对推进吴文化的进一步发展意义重大。由于古代史藉记载不够详尽,后世注家也有不同解释,致使对句吴城之论定产生一些歧义。苏州木渎春秋古城考古取得重大收获,对吴都句吴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推进作用。切实开展对吴都句吴城的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可以进一步推进无锡地区吴文化的研究,促使各有关学科领域之专家学者集中精力开展具有实质意义的研究。     

青铜器及其陶范考古中常用的分析方法研究

各种化学分析仪器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使考古学取得了很大的进展,本文主要从各种成分分析方法如扫描电子显微镜、X射线衍射、X射线荧光分析、金相显微镜等在青铜器及其陶范考古中的应用入手,分析了各种分析仪器在考古学中的重要作用。     

媒介考古学:渊源、谱系与价值——访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埃尔基·胡塔莫教授

媒介考古学是媒介研究的新方向,本文与该领域的前沿学者埃尔基·胡塔莫教授展开对话。在对话中胡塔莫教授梳理了其进入媒介考古学的路径,分析了媒介考古学的谱系和价值,有助于学者深入理解媒介考古学,明晰其理论渊源、发展脉络、涉及领域,展开具有自身特色的媒介考古学研究。     

基于MapInfo的殷墟地理信息考古系统

介绍如何使用GIS(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技术进行编程来创建殷墟考古GIS系统,使考古信息得到自动化管理。     

全球化视野下的公众考古学新发展——当代中国、日本及韩国之比较

与传统考古学不同,公众考古学主张让更多的民众参与到考古的研究与实践中,使考古学由"小众"变成"公众"的学科。在全球化视野下,公众考古学依循着学科的发展规律,不断从源头往外扩散。在公众考古学理论指导下,各地区的实践不仅发展不平衡,而且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中国、日本以及韩国这三个东亚国家的发展就极具代表性。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公众考古学既要借助不同的社会力量,亦要整合多方的优势资源。当代东亚国家公众考古学发展的不同表现,为该学科的理论探索提供了更丰富的实践个案。     

明代辽东烽火台考察——以金州卫、复州卫为中心

明代在辽东地区实行的是以陆防海的战略,在沿海广建城堡、墩台、驿站,构成了严密的防御监控系统,为望海埚抗倭大捷夯实了基础。证明了明朝廷以陆防海基本战略是切实可行的。望海埚抗倭大捷后,辽东安定,经济发展较快,大部分物资基本可以自给,山东至辽东的海运渐停,辽东地区的城堡墩台也渐废弛。嘉靖中期,倭寇再起,明朝廷再次重视辽东地区的海防,加紧新建城堡墩台,修复先前已废弃的城堡墩台,同时,设置路台。明代辽东地区的城堡墩台对于保卫祖国边疆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从“边裔”到“乡邦”——黄花考古学院研究旨趣及其影响

作为建构岭南历史记忆的重要源流,南越国及南越史一直是岭南文化发展的焦点所在。中国史界对岭南早期国家文明的认识一直建立在极其有限的历史文本基础之上。及至晚近,粤人学术活动活跃,积极搜寻,"考古"发掘出南越文明的物质和文化证据,才开启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南越历史研究。其中,20世纪30年代广州黄花考古学院的研究工作尤具开创意义,其代表人物谢英伯、胡肇椿等人的学术活动与地方展览会、本土博物馆、公立机构以及社会人士所开展的收藏、发掘和研究合力构成了当时南越文明研究的主导力量,展示了本地知识分子的乡土情怀和历史叙事方式,实现了从"边裔"到乡邦的转变,也对同时期广东文化研究取向产生了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