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王朝“因俗而治”的治藏政策——基于涉藏刑事案件处理问题的考察

"因俗而治"是清王朝统治和管理边疆地区时采用的重要策略之一。在涉藏刑事案件处理过程中,这一政策同样得到了深入地遵守和贯彻,使得司法程序、审理主体和裁断原则都体现出了"从俗从宜"的特点。"因俗而治"原则在处理涉藏刑事案件过程中的运用,降低了清王朝控制藏区的难度,节约了平息事乱的成本,也大大提高了行政效率。尽管在长期的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官府控制力削弱、地方势力增强以及妨碍地方发展等问题,但从国家政权巩固的角度看,"因俗而治"却是稳定藏区行之有效的策略。     

两汉张掖属国述论

两汉时期的张掖属国,经历了一个从最初“不置”到设置,经过西汉时期的稳定和发展后,实力不断提升,到西汉末年拥有“精兵万骑”,东汉初期部分属国职能调整后继续健康发展,成为“比郡属国”,安帝时被允许领有“五城”的漫长发展过程。张掖属国的设置,开启了河西地区汉族与众多少数民族共同发展的历史新篇章,促进了不同民族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同时,属国在加强河西防务和西北边疆经略中也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报闻”与“不报”：从《万历邸钞》看万历朝奏疏留中

奏疏留中现象在明万历朝尤为突出,成为影响时局的一个重要因素。《万历邸钞》作为明末人整理的当代史料,对奏疏的“报闻”与“不报”多有著录。邸钞中奏疏的“报闻”与“不报”具有明显的时段性和内容选择性特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万历朝政治变动及党争等政局。神宗对奏疏“报闻”与“不报”的取舍,彰显了皇权对舆论的控制,皇帝虽然怠政,但从未放权。万历中后期围绕奏疏留中所进行的控制与抗争,反映了万历朝的君臣冲突及士大夫群体的政治独立意识,这种意识与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潮有渊源关系。     

清代雍正朝官员问责与参劾制度研究

雍正朝历经13年,在治理改革整顿的同时,也完善加强了对官员的管理监督,最主要的是完善了对官员违制违纪行为的问责与参劾。当时,参劾的方式多种多样,包括直省参劾、科道参劾、官员自参、其他机构的参劾等等。通过各种形式的参劾,在雍正朝形成了一个系统的问责体系,有效地监督了各级官员在行政过程中的失误与过错,保证了政务活动的顺利实行。     

南宋城市化进程与城市类型分析

两宋城市化进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处于一个空前绝后的制高点上,尤以南宋时期表现得最为鲜明。如果说北宋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城墙之内的"坊市制"被临街设店的"街巷制"所取代,那么南宋的历史功绩主要表现在城区的扩展又突破了城墙的束缚,而使城郊和市区连成一片。南宋市镇数量激增,城市人口比重高达13%—14%,城市化率不仅远超汉唐,且为明清所不及。与此同时,城市的经济意义明显增长,中古时期的政治、军事型城镇开始向近世型经济城市转型,且有一批生产型城市侧身其间。促成南宋城市化进程加速推进的主要动力是商品经济的繁盛和市场的拓展。这个进程不仅使农民向小商品生产者加速转化,农村人口向城市加速转移,而且带来了国家财政结构的调整和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影响深远。     

明代贵州的移民及影响

明代贵州的移民种类主要有军事移民、民籍移民和仕宦谪迁三类,其中军事移民的数量最多,影响也最深远。笔者保守估计,明初仅军事移民的人数就超过一百万。一百多万的汉族移民对贵州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风和民族关系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李开先藏书方式考

明代著名文学家李开先,同时是位著名的私人藏书家,因收藏宏富而闻名天下。他的藏书主要通过花钱购求、他人赠与、借抄他人之书、自己著述和自己刻印等五个方式获得。今天私家藏书除了不具备自己刻印的条件外,也大多通过这些方式积聚。李开先的藏书方式,不仅对今天私家藏书具有传承意义,还凸显当时的时代特色和李氏的性格特征。     

蒙元三都经济生活的初步比较研究

以元上都为中心,分别从地理环境、都城基本布局、城市功能区的分布及经济类型特征等几个方面,对元上都、哈剌和林及元大都三者进行比较研究,以探讨这三座都城在经济生活上存在的共性及各自特点,并据元上都地区的经济生活状况,阐明元上都作为元代夏都所具有的独特性。     

汉代赋颂关系析论

汉代颂与赋体貌接近,这一方面和汉赋文体对颂体的影响有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颂的文体规范尚未形成,颂论多依附赋论。汉代存在赋、颂混称和连称的现象。汉人称颂为赋,是由于汉代赋在广义上包含颂;称赋为颂,一是为强调赋中"述形容"且"美盛德"的内容,二是由于"赋""颂"字义有相通点。汉代"赋颂"连称,原因有三:一是赋与颂并在"六诗"之中,"六诗"之名,后来多两两相合;二是由于赋、颂在汉代皆属宫廷文学,宫廷作家多赋、颂兼擅;三是汉代颂论对赋论的依附。     

论严羽对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评价的差异

严羽将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并举第一义,主要体现在＂悟＂和＂词理意兴＂两个层面。汉魏之诗与盛唐之诗均能达到吟咏情性的目的,所以列为第一义。严羽以盛唐为法主要体现在“气象”和“入神”两个方面：盛唐的雄浑气象超越了汉魏的浑厚气象。汉魏古诗无法达到“入神”境界,惟李、杜之诗达到“入神”境界。因此严羽虽提倡兼学汉魏盛唐之诗,但是心里真实指向是诗法盛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