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实在论与工具主义在科学领域的发展方向

科学实在论与工具主义的争论已久。科学实在论认为事物本质是真实存在,科学就是揭示这种存在;工具主义者认为所谓的科学规律和科学理论都不是客观实在的反映而是人的认识,科学在人手中只是适应环境的工具。科学实在论与工具主义各有其存在的理由,前者指明了科学研究的方向,后者则始终强调科学理论只不过是人造的概念体系,是人所进行的科学实践的结果。表面上看二者截然对立,实际上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让步的空间,二者的发展方向必将是相互渗透、结合。     

张东荪的唯器史观的基本范畴

张东荪是20世纪我国著名的哲学家、政论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著名的民主教授.与同时期的思想家相比,他较早地关注到了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创造性地提出了“唯器史观”.他的“唯器史观”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只是用利用、需要和器械这几个核心的范畴说明了社会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在三者的关系中,需要处于主导地位,需要决定器械和利用,器械和利用满足需要.需要促进生产的发展和器械的更新,并实现了对各种资源的利用.     

工具性与人文性的和谐统一——关于高职英语教学的思考

近年来,高职生因人文精神缺失而导致的各种问题日益引起社会关注.英语教育在培养人文精神方面具有一定优势,高职英语教育应坚持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重,在课程体系、教材编写和使用以及教学设计等方面进行改革,使学生在掌握英语实践技能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文素养,以获得持续、全面的发展.     

数学工具主义者对稀释问题的认识论分析

希尔伯特工具主义者希望用理想数学替换实在数学,但这样的元数学替换策略会导致稀释问题,也就是理想证明量上的增加会引起实在证明中质上的减少。为了解决稀释问题,需要对有限主义进行深入的研究。这是有限证明的必要性。对哥德尔主义标准论证的反驳使得有限证明变得可能,这是有限证明的充分性。在反驳标准论证的过程中,也使得解决稀释问题变得可能。     

我国刑事诉讼行政化之成因

1997年我国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未实现立法者的初衷,改革的成效有限.导致这一问题的核心原因,在于我国刑事诉讼存在严重的行政化倾向,以致于偏离了诉讼的本来面目,成为行政性的治罪程序.中国古代社会司法与行政不分的传统与建国后的刑事诉讼行政化问题,由于社会历史条件的差异.其原因虽各有不同,但共通之处在于始终将刑事诉讼视为一种工具,而忽视了其固有的司法程序的特性.在刑事诉讼法再次面临修改之际,应当充分重视刑事诉讼行政化这一问题,恢复刑事诉讼的程序司法特征.     

德育的工具主义倾向及其困境

德育的工具主义倾向过多地强调德育的管理和限制功能,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德育成为达成德育之外目的的工具,促成了德育的形式化、表面化。德育工具主义倾向的理论根源在于道德理性主义。道德理性主义易于导致道德的理想主义和整体主义,易于导致道德的工具化倾向。而宗教统治和封建专制加深了道德的工具化。德育的工具主义倾向使得德育远离道德和学生的生活,激发和放大了学生对道德和德育的抵触,加深了现实德育的困境,影响了学生的道德自塑。     

析工具主义视角下的大学生考证热

近年来,大学校园里持续升温的考证热,带着明显的工具主义色彩。大学生考证热有其外部、内部的原因,这些原因导致的考证目的、过程、结果都有工具主义表现。工具主义考证热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学生精神世界匮乏,专业课学习受到影响等,最后,对扭转这些负面影响进行了思考。     

数学工具主义者对归纳问题的认识论分析

在数学证明的过程中,人们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数学归纳法。数学归纳法体现的是从有限上升到无穷的过程。根据希尔伯特的术语,有限体现的是实在数学,无穷体现的是理想数学。希尔伯特工具主义者坚持用理想数学替代实在数学,这就是元数学替换策略。但这种策略在归纳上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归纳的地位问题。这是数学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人们需要在有限思维中确定归纳的位置。其次是元数学替换策略是一种非直谓主义,这就招致了庞加莱的反对。庞加莱持一种直谓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希尔伯特的元数学使用了循环论证。希尔伯特工具主义者通过对证明模式的分析,解决了第一个问题。通过区分两种不同归纳,解决了第二个问题。通过对庞加莱问题的解决,希尔伯特工具主义者引出了他们的改良实在论,也就是在抽象元素中加入具体事物,而在有限思维中加入抽象对象。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贝纳塞拉夫问题的方案。     

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四大范式及其命运

通常认为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是审美独立意识与工具意识之间的纠葛。而实际上中国审美现代性至少有四大范式性道路,即审美工具主义、审美独立主义、审美娱乐主义与审美批判主义。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现代性进程,这四大范式的命运各不相同。     

法律信仰培植之中国语境

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理念基础。法律信仰的虚无,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重大障碍之一。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工具主义的错误认识。传统的法学教育在培植法律信仰过程中存在缺位现象,这样非常不利于公民法律信仰理念的生成。为了充分发挥法学教育在培植法律信仰中的作用,法学教育改革成为必然:一方面,法学教育必须把法治教育作为重点,增强公民权利意识,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作为培植目标;另一方面,应该把培植公民的积极的法律情感作为教育目标之一,抛弃法律工具主义。法学教育的路径在于陶冶公民的法治品格,培植法律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