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逻辑系统的多样性

如何看待各式各样的逻辑系统?一元论、多元论和工具论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在分析和批判哈克的整体多元论的基础上,笔者尝试提出了“逻辑基础论”,拟从不同的角度重新审视这个问题,以期做出更合理的解答.     

论文学性在综合英语课堂上的体现

综合英语是面向英语专业低年级学生开设的一门重要的基础课程。然而,近年来为了迎合就业市场的需要,走入了重技能、轻人文的误区。针对这一问题,结合理论分析与对《夜莺与玫瑰》的文学解读实例可以看到,在综合英语课堂上体现文学性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言水平,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和培养学生的思辨能力,促进了课程的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理想结合。     

革命文学观念的形成与工具论文学观的主流化

人们在谈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文学、政治一体化特征时,几乎都归因于工具论文学观的制约。研究者们大多从发生学的角度追溯延安文艺运动的深刻影响,工具论文学观的主流化其实是一个众多合力推动的复杂的文学思想演变过程。而检阅中国现代文论,我们却发现,这一结构的生成是与革命文学观念的发展联袂而来的。     

新时期文学批评中语言观念的变革及意义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西方“语言论转向”的背景下,新时期文学批评开始了语言观念的变革,其核心内容是从“工具论”向“本体论”的转变。有三个比较集中的问题：语言在文学中的功能与地位;语言的及物还是不及物;语言作为系统对言说的影响。新时期文学批评中语言观念的变革不仅改变了人们对语言的认识．也深层次地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认识。我们今天文学批评中的很多话题都可以在这个变革中找到源头,它在众多话语中扮演了“元话语”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说,语言观念的变革改变了新时期文学与批评的方向,将其引领到了一个新的天地。     

我国驰名商标效力制度的问题及矫——正以商标工具论和商标符号论为视角

商标工具论从社会意义出发宏观兼益了商标权人、消费者和市场竞争者之间的利益;商标符号学从权利配置角度微观解析了驰名商标的本质。商标工具论、商标符号学可用于驰名商标的个案效力制度正当性剖析。根植于相关公众,配置被动排他权才是驰名商标制度本相,应以此矫正理论与实践中缺少认知、行政擅权、过度扩张问题,孵育成熟商标文化。     

中国审美现代性的四大范式及其命运

通常认为中国的审美现代性是审美独立意识与工具意识之间的纠葛。而实际上中国审美现代性至少有四大范式性道路,即审美工具主义、审美独立主义、审美娱乐主义与审美批判主义。由于中国独特的社会现代性进程,这四大范式的命运各不相同。     

翻译理论对比研究浅析

等值论与功能主义都是西方学者对于翻译本质研究的两大对立理论派别。两大派系中等值论以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为代表,功能派翻译理论则以费米尔的"目的论"为代表。本文将对这两大派别进行归纳研究并找出其对立统一面,为翻译理论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法律信仰培植之中国语境

法律信仰是法治建设的理念基础。法律信仰的虚无,是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重大障碍之一。法学教育从一开始就存在着工具主义的错误认识。传统的法学教育在培植法律信仰过程中存在缺位现象,这样非常不利于公民法律信仰理念的生成。为了充分发挥法学教育在培植法律信仰中的作用,法学教育改革成为必然:一方面,法学教育必须把法治教育作为重点,增强公民权利意识,树立法律至上观念作为培植目标;另一方面,应该把培植公民的积极的法律情感作为教育目标之一,抛弃法律工具主义。法学教育的路径在于陶冶公民的法治品格,培植法律信仰。     

数学工具主义者对归纳问题的认识论分析

在数学证明的过程中,人们经常使用的方法是数学归纳法。数学归纳法体现的是从有限上升到无穷的过程。根据希尔伯特的术语,有限体现的是实在数学,无穷体现的是理想数学。希尔伯特工具主义者坚持用理想数学替代实在数学,这就是元数学替换策略。但这种策略在归纳上有两个亟待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归纳的地位问题。这是数学哲学中的认识论问题,人们需要在有限思维中确定归纳的位置。其次是元数学替换策略是一种非直谓主义,这就招致了庞加莱的反对。庞加莱持一种直谓主义的观点,他认为希尔伯特的元数学使用了循环论证。希尔伯特工具主义者通过对证明模式的分析,解决了第一个问题。通过区分两种不同归纳,解决了第二个问题。通过对庞加莱问题的解决,希尔伯特工具主义者引出了他们的改良实在论,也就是在抽象元素中加入具体事物,而在有限思维中加入抽象对象。这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解决贝纳塞拉夫问题的方案。     

Hyperinstrumentalism and cultural policy: means to an end or an end to meaning?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implications for cultural policy of the logic of the instrumental view of culture taken to its conclusion. Policy developments that establish sets of justifications and rationales that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ultural content of the policy concerned, but which arise from a deliberate realignment of policy frameworks, establish a form of hyperinstrumentalism. With hyperinstrumentalism the focus on outcomes and the ends of policy means that cultural policy is only as important as the ends to which it is directed. As such, hyperinstrumentalisation demonstrates the consequences for the sector of conditions where claims about the value of culture are irrelevant to political actors. The paper questions whether sense can be made of this shift as a coherent and strategic political choice, rather than as a simple assault on culture. The case of Northern Ireland’s Department of Culture, Arts and Leisure is used to illustrate this. The authors question whether hyperinstrumentalism undermines the justification for an autonomous domain of cultural poli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