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电影民族化"讨论综述

作为新时期中国电影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要理论思潮，电影民族化讨论聚焦于要否提倡电影民族化、中西美学传统之异同以及电影民族化内涵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思考和持久的论争。讨论在本质上体现为中西美学的对话，并在对话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历史传统与外来艺术的超越，以探寻现代中国电影的独特发展道路。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整体观思考--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提出,打破了中国现代文学僵硬陈旧的研究范式,形成了新的整体观研究范式,这种整体观范式基本上得到学术界的认可并沿用至今。但是,当文学批评实践未能充分体现这种整体观时,这就需要重新审视、拓宽整体观研究范式的内涵,将文化研究作为整体观研究范式的内涵外延加入到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范式的讨论中。     

新世纪农民对城市的审美想象与情感律动——以刘玉栋《幸福的一天》和《跟你说说话》为例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乡土中国的改革进程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其中最引人关注的就是"三农问题"的出现.面对新世纪乡土中国城市化现代转型的加速和农民生存世界的持续恶化,文学有何作为?如何呈现当代农民在社会转型期的情感震颤?"乡土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发展到今天正在经历着深刻而痛苦的裂变.……三农问题比任何时候都变得突出,三农问题的书写也比任何时候变得更加艰难."     

九十年代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改革方向

新加坡是个多民族的国家,但华人人口的比例占70%,华文教育历来受到重视.1979年起,政府号召推广普通话,将华文教育纳入统—化和标准化的轨道.进入90年代以来,顺应时代的要求,政府及社会各个层面为深化华文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做出了更多的努力,取得了积极的成效.在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是一对相联系的范畴,改革不仅是对旧的、不适应的环节进行删除修正,而且还可以对那些以前没有的、或者是很薄弱的,但又为新时代所需要的因素进行创新.     

教育制度与意识形态认同

著名教育学家迈克尔·W·阿普尔指出,教育并非一个价值中立的事业,就教育制度的本质而言,无论教育工作者是否意识得到,他们已经被卷入了一项政治活动。一、困境:教育制度本质的遮蔽教育制度经历了三个转向时期:1.二十世纪前半叶的旧教育社会学时期。将教育制度分析的关注点放在了其外在功能的分析上,认为制度满足了一定的社会功能。2.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新教育社会学时期。转向对教育制度的内生性特征的分析,强调教育制度的内在冲突性。3.侧重于微观领域,通过研究学校内部、课程、个体心理     

基于课改背景探讨商务英语教学改革——评《商务英语教学研究》

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各国政治、经济关系的不断加强,不同文化开始相互影响,交叉融合。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也逐渐产生了很多衍生的内容。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以及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开始关注跨越文化背景的语言实践活动,并不断研究其在政治、经济、贸易等语境中的实践和应用。英语是世界性的通用商业语言,社会对英语商务人才的需求逐年上升。     

叙事范式与历史感知：教育史研究的一种方法维度

郭法奇在《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9年第2期撰文指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西方儿童史的研究对儿童教育史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一是提出了应当以辨证和发展的观点重新认识历史上“儿童观”的问题,二是提出了从儿童出发研究儿童存在及影响的问题,三是发掘了历史上儿童研究的新史料。     

人格美在与兽性较量中升华－读以七、八十年代的诗作随想

牛汉的诗，乃是诗人生命历程中“带血的风”，它闪亮着生命的本真；亦是：“不羁的灵魂”写照，它既是心灵的雕塑，又是中国脊梁的诗意造型；同时，诗人在诗路跋涉中所进行的灵魂拷问，还构成难得的“冰山风度”。诗人牛汉，有鲜明个性而无“角色化”的定位，且不执于任何一种流派或创作方法。牛汉的杰出之处，则在于他以与兽性较量中可以升华的人格美，荡涤着当今喧闹而低迷的诗坛。牛汉不愧为“诗之赤子”。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词汇体系性讨论述评

切实解决词汇体系性问题，对词汇学的进一步研究很重要，本全面回顾了我国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对词汇体系性问题进行的探讨，认为这场讨论基本局限于理论方面，所提出的观点还值得人们进一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