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姆的消费异化论及其现实意义

弗洛姆在《健全的社会》一书中，首次集中地论述了消费异化。他的消费异化论内容丰富，他从物品的获取方式、使用方式及其消费结果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弗洛姆在“全面改革、建立人本主义公有制”的思路上，提出了“人道化消费”以及“健康消费”的设想，以此来扬弃消费异化。他的消费异化论有助干我国建立正确的消费伦理，可以为解决现实中的消费问题提供借鉴。     

论“归来”诗歌的意识构成

从“归来”诗歌所体现的悲剧意识。忧患使命意识与人道意识三个方面剖析其化意蕴,并把这些意识结构放在中国传统化与学的座标轴上予以考察,从而进一步探讨其对中国传统化理念的认同与超越。     

数智时代重思人道与人道传播

自古以来,人类就与自然进行着精神与技术的抗争,精神信仰上的达观是人类能激发自我潜能并发明各种技术的前提。随着ChatGPT等人工智能的发展,让人类理性不断膨胀的同时,带来更多的精神危机,人类愈来愈陷入技术会将人类带向何方的恐惧与困惑中,人类不可避免地面对无知的未来。人道与人道主义围绕人性、人学核心要旨不变的情形下,其存在方式却发生着革命性的改变,人如何从无家可归的人到人的复归都指向对人道、人道主义的重新反思与理解。作为有着能解决一切问题的人道主义的“力量假设”,现代人道传播在跨越时空中更加显现出其在面对现实挑战时的无能为力,这种迫不得已为人道传播中人道主义的沉思与觉醒提供了思想空间,真正尊重人性在人之本质中的特质,承认他者的存在,并有能力包容与尊重他者,在不断显现的人之本质中彰显出人道主义不可或缺的存在并在人之本质中反思、践行与成就人道主义。     

天道、王道与人道的和合之象——从作为一种文化符码的“乾陵”看唐人的审美境界

乾陵是一座意蕴丰富的古老的文化符号,从审美角度解读这一文化符号,展现出的是中国人在其历史性生存中所追求的天地境界之美,这一境界表现为天道、王道和人道的和合。这一天地境界体现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形而上追问与形而下关怀相和谐的自觉的生命意识和超迈的人道情怀。对乾陵的审美解读,就是对中国文化的一种跳动的生命底蕴的触摸。     

教育法律的伦理精神——以新《义务教育法》为例

教育法律是国家对教育利益所作的权威性的价值分配。教育法律的权威性不只是因为其以国家强力作为后盾,更在于其自身的正当性。因此,彰显特定时空背景下的伦理精神成为教育法律当然的价值追求。教育法律的伦理精神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走向公平、高扬人道与追求理性。走向公平是教育法律首要的伦理价值,高扬人道是教育法律伦理的核心精神,而追求理性是教育法律彰显伦理精神的技术保障,三者构成了有机的、统一的整体。世纪之初,我国出台的第一部教育法律——新《义务教育法》即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情意语文教育中的师生关系浅论

情意语教育是语教育园地的一个新的理念，其间的师生关系也自然为人所注目。从师生关系的功用入手，论述了情意语教育中教师情意品质的重要性及其内涵，探索了情意语教育中学生的权利，并对师生关系的特质进行研究，归纳出四个特征：人道性、民主性、合作性和教育性；给语教师如何改善和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策略。其意旨是通过良好的师生关系的建立，提升人，完善人，发展人，达到师生的共同成长。     

周敦颐对“诚”的理论重构

周敦颐是宋明理学的开山宗主，他在《中庸》诚说的基础上，受到李翱《易传》与《中庸》互训方法的影响，援佛道入儒，重新建构了“诚”的理论体系，他沿着《中庸》诚说的致思理路，由天道及于人道，并以“诚”作为沟通天人、连结物我的中心环节，重建了“诚”的宇宙本体论，再由此落实于心性论的层面，论证了封建伦理道德的至上性、绝对性、普遍性和永恒性。最后由心性内圣开出经世外王，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     

革命、人道与国家意志——从《切·格瓦拉》到《九三年》

话剧《切.格瓦拉》在2000年的春夏之交所刮起革命话语的旋风已淹没在市场与消费的浪潮中,时隔四年后由国家话剧院推出的《九三年》所宣扬的"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主题一开始就遭冷遇,文章围绕着《切.格瓦拉》到《九三年》的接受情况,论证了革命与人道在国家意志的介入下难以通约的情形。     

关涉教师幸福:教师教育政策的伦理诉求

教师的幸福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幸福,而教师的幸福需要科学、合理、人性化的政策予以保障.本文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教师教育政策应以追求公平、人道、理性为价值取向,以期对我国教师教育政策的决策主体提供一个伦理学的思维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