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对象

一个信徒非常崇拜神。他每天都沐浴净身,参拜家里供奉的神像。一天,一个僧人给了他一尊神像,让他供奉它。 信徒问：“这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神吗？”     

风景不在这边

一条河隔开了两岸。此岸住着凡夫俗子,彼岸住着僧人。凡夫俗子们看到僧人们整天无忧无虑。只是诵经撞钟,十分羡慕他们;僧人们看到凡夫俗子们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十分向往那样的生活。日子久了。他们都各自在心中渴望着：到对岸去。     

唐后期五代宋初敦煌僧人与寺院常住斛斗的关系(上)

依据佛教戒律,寺院常住斛斗的重要用途之一是供应僧人的日常饭食,但大量敦煌寺院常住斛斗入破历却没有记载这方面的支出,表明敦煌寺院并不供应僧人的日常饭食。僧人只有在参加法事活动、为寺院提供劳动力、从事寺院事务与部分节日时才能得到寺院供应的饭食,一些僧人则通过挪用、占有与借贷等方式侵蚀寺院常住斛斗。敦煌文献的资料说明僧人的实际生活与戒律的规定有很大的差距。     

明末清初渡日黄檗宗禅师高泉性潡著述初探

高泉性潡(1633—1695)是明末清初东渡日本弘法的闽籍禅僧代表,同时是日本佛教史、日本中世文化史以及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高泉禅师博学多才,一生笔耕不辍,著作等身。因长于文章,时有“文高泉”之说。高泉禅师的禅学思想融汇于其语录文本当中,其作品形式多样,囊括僧传、诗文集、语录等文本。这些著述文本展现了高泉以诗会友、以文扬禅的弘法手段,体现了高泉对日本社会极强的适应性,文本在江户社会的传播也为改善黄檗宗形象、进一步促使宗派融入日本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     

谢灵运与佛教人物的交往考

谢灵运一生交往的僧人很多。崇佛是谢灵运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谢灵运与当时两大僧团均有交往,且与其领导僧人关系殷密;谢灵运旗帜鲜明地支持顿悟派提出的“顿悟成佛”说;虚心向僧人们学习有关佛学理论与梵文方面的知识,用以提高自己的佛学修养。     

唐代人的牡丹情结

摘要：牡丹雍容华贵，富丽端庄，芳香浓郁，品种繁多，素有“国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称，是唐代的国花。刘禹锡诗日：“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白居易诗日：“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可见上至帝妃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唐人对牡丹的喜爱达到了痴迷的程度。     

报恩

我们许多人,似乎从青葱时代就开始了寻找。寻找一个灵魂的归宿,有时是寻找一个知己,更多的时候是寻找一个被称作爱情的东西。我认识一个中年朋友,在和伴侣相濡以沫地过了多年后,猛然醒悟,自己枕边的并不是和自己靠得最近的人。有一对我称作爷爷奶     

鲁智深形象源流考

鲁智深是《水浒传》中唯一有着两个名号的英雄：鲁达和鲁智深。鲁氏僧、俗两形象是来自两个不同的素材系统，、而俗人鲁达形象很可能是较晚进入《水浒》文本的。这一莽和尚形象的塑造，最初大概受“杨家将”人物杨五郎的启迪，并借鉴参考了“董西厢”、“王西厢”中法聪、惠明等形象。宋洪迈《夷坚志》也为花和尚的故事提供了不少素材。鲁智深出奇寻沽、大闹禅室、醉打山门、倒拔垂杨等情节，都与《夷坚志》有着直接的关联。     

中国与南亚之间的丝绸之路——以唐代取经僧人的记录为中心

张骞出使西域,作为世界大动脉的丝绸之路开辟完成,中国与世界更全面的联系终于建立起来.一方面,中国与世界的联系加强,交流程度不断加深.另一方面,中国与当时世界各个地区的联系并不平衡.相对于西亚、欧洲,与中国联系最为密切的是南亚地区.中印之间因为佛教而显现出特别之处.中国僧人纷纷前往取经,构成了丝绸之路的特别景观,佛教成了吸引中国僧人的唯一原因.僧人的西域求法记录,是当时丝绸之路留下来的珍贵文献.与使者代表的国家层面不同,僧人的记录不仅关涉到国家、地理、历史和风土人情,他们更重视当地的佛教情形,成为研究丝绸之路非常重要的原始资料.前往印度的中国僧人,除了瞻仰胜迹之外,如何服务于当时的中国,是求法僧人的主要目的.经过求法僧人的努力,佛教传入中国的状况,一改以往的被动接受局面,主动前往,为佛教中国化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人类学视野中的现代数字媒介与寺院生活变迁——以湖北省T寺为例

现代媒介技术的迅猛发展,正日益深刻地作用于当代佛教寺院生活,但既存研究尚少有沉潜至微观层面去详细探询新媒介之于寺院的具体影响。通过对一座汉传佛教寺院的田野调查,本文以媒介人类学视角结合寺院日常生活的现实情境,重点对数字新媒介与寺院之间的互动进行"深描"。文章认为,寺院在对待现代媒介的问题上,或存在拒斥和接纳的双重态度,并具体显现在僧人自身修行和寺院对外弘法这两个面向;同时,寺院媒介图景的变迁既取决于寺院面对媒介如何取舍,但又不全然受此决定,从而也就新媒介对寺院的影响提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