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时教育思想及其现代价值

杨时毕生以阐释、弘扬二程理学为己任,是理学南传的"津梁"。在长期的治学与教育实践中,杨时逐步形成了诸多符合教育规律的真知灼见。通过文本的爬疏与开掘,呈现出杨时所提出和实施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中蕴涵的"学之不可已"、"致知格物"、"学思并重"、"精思力行"、"博学反约"、"师世范俗"以及"尊师重教"等特色鲜明的主张和见解。这些教育理念不仅对南宋及其后历代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对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也极具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孔子与六经

从事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春秋时期，孔子曾对“六经”进行整理和研究，不愧为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杰出的文献学家，孔子对这些西周典籍的解释往往赋予新意，用以论证自己学说的合理性，此种解释古典的学风，后被盂子继承下来，到汉代，则形成了儒 家经学，本文集中考证阐述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陆九渊心学诠释学思想辨析——从"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谈起

陆九渊倡导的"六经注我"不是学界所普遍认为的那样属于一种文本诠释方法,而是一种为学的路径.陆九渊对"读书"、"格物"、"穷理"、"道德本心"诸问题的分析,透显了他力图使"尊德性"与"道问学"相统一的学术理路,而"六经注我"、"虽出古书,不敢尽信"、"发明本心"等命题以及"减担法"的提出,则表明了陆九渊心学诠释学的德性优先主义立场.     

从《大学》"新民"看朱子"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之统一

"六经注我"与"我注六经"是经典诠释中两种态度不同的诠释方法,"我注六经"采用以文本为主体,力图恢复文本原意的诠释取向;"六经注我"则是一种哲学创构活动,是诠释者构建哲学思想的取向.朱子的<大学>很好地融合了这两种诠释方法,其改"亲民"为"新民",对"新民"进行重新阐释,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一方面是"我注六经"的回归圣...     

廖平、马一浮思想体系中“六经”“六艺”定位之异同论

廖平是我国著名的经学大师和思想家,马一浮是中国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们二人在对传统思想文化的继承和发展等方面各具特色。"六经"在廖平的经学、哲学研究中处于中心位置,但他对"六经"的认识却历经"六变",在后"四变"中,不断纳入各家学问,将之放在孔子与孔经的统摄之下,用"翻译"的手段给予了"六经"各自不同的地位。对马一浮而言,"六艺"绝非"六经",更非学习的科目,而是代表一切固有的学术与心性,他继承了中国传统的儒学观,又融合了佛学、道家和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提出了以"心统六艺"为核心的儒学哲学系统,颠覆了将"六艺"认为只是儒学思想一部分的狭隘看法。     

周公的教育思想

周公是我国历史上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周初,他殚精竭虑辅佐成王,成就了一代盛世。他的勤勉从政、敬德保民主张为历代所推崇。他是我国儒学的先驱,对师保之教理论和＂六艺＂、＂六经＂教育的贡献是我国教育史上光辉的篇章。     

冯梦龙"情教"思想构建的理论基础

冯梦龙提出“情教”的理论命题,主要缘于三方面的思想认识:一是“情”一元论的世界观;二是“情为理之维”的“情”、“理”观;三是“六经皆以情教也”的经典体认。这三方面的思想认识共同构成了冯梦龙“情教”思想确立的理论基础。     

先秦儒家话语形构与“周孔之道”述论

从知识考古学的角度看,"周孔之道"的生成关乎先秦儒家的话语形构。春秋中后期以来,面对现实危机与变革需求,诸子纷纷建言立说,并围绕"圣人救世"的思想主张交相驳难。其中,儒家作为观察、感知、记录和教化的主体,通过描述、阐发和辩论等方式形构"圣人之道"话语。随着周、孔形象渐趋圣化,以"六经"为核心的古代典籍成为儒家经典并取得权威地位,"周孔之道"也得以在儒家的话语运作中被表达出来。     

学术史的客体性与主体性

９０年代的学术史风景与“８０年代的教训”紧密相关。８０年代把“哲学史”的研究分为“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旨在抑“经”的历史客体性,扬“我”的现实主体性。“六经注我”是“后红卫兵现象”,必须对其在学术上造成的后果进行清算。这一阶段学术史成为问题一方面取决于学术的重负、学科的分细、趋向于宏观与微观两端,另一方面取决于从封闭到开放,面对着全球“现代—后现代性”文化语境,长期承受高压的“主体性”一下子膨胀起来。９０年代学术史面对着“整理国故”、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读“经”救国、尊孔济世等新历史语境。这里有两个关系误区：一是学科对象（“本文”）与“学术史”的关系,两者都成为“史”,但后者对前者是历史中的“我”与“经”的关系;二是当前的“我”与前二者的关系即学术史的客体性与主体性的关系。学术史研究存在着“研究之研究”与“研究本身”的不可颠倒的“本”、“末”关系,对海德格尔的文献研究是为了本文的解读,而本文解读仍不是取终目的     

从六经看孔子的文献编纂

孔子编纂六经是中国文化史乃至档案事业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非常有必要理清孔子编纂六经的原因、目的、主客观条件、艰辛历程和遵循的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