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心对映论”争鸣的方法论启示

本文是对“音心对映论”争鸣中方法论问题的探讨。笔者认为,李曙明先生的“经我互注,以我为主”的学术方法论对我们开拓自己的学术道路来说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此,笔者认为寻找并建立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美学语言体系是我们当下音乐美学研究的核心之一。     

“六经”的档案性及其对中国档案事业的影响

《诗》、《书》、《礼》、《乐》、《易》、《春秋》即为"六经",它们是孔子为教学需要而整理编订的教材,是儒家经典。由于编纂者是孔子,因而,哲学史家、文学史家、教育史家更多的从文化角度对其进行研究。但如果把孔子"序诗书、定礼乐、赞周易、修春秋"的意义仅定性     

也谈“六经皆档案”——兼与赵彦昌先生商榷

文章从来源角度和内容角度两个层面对赵彦昌先生的六经皆档案说进行了剖析与质疑,认为赵彦昌先生的六经皆档案说的理由不太充分,似乎还不如表述为六经皆史更为妥当些。就整体而言,六经是珍贵的档案史料,即六经皆史;就个体而言,《诗经》可称之为史料或者档案史料,《尚书》可称之为档案文献(文件)汇编或者史书典籍,《仪礼》可称之为档案文献汇编或者档案编研材料,《周易》可称之为档案记录(文献)汇编,《春秋》可称之为编年体史书或者大事记。     

不必“代圣贤立言”

从汉代至宋代迄于明代,对儒家学说的研习,经历了由传注训诂（章句注疏）到“自我作论”（阐明经旨）,再到“代圣贤立言”的过程。对于文人而言,“代圣贤立言”,除了释儒家经典外,莫过于为一朝撰史、为某人立传。这种撰史、立传的方式,则往往视圣人不见,或“私拟圣贤”,只剩下“六经注我”了。     

论章学诚的史传文体观

“六经皆史”说是章学诚站在学术史的立场通过对传统史传文体的批判而提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史学命题,它不限于对史传文体做客观的分析,而是重在探究撰史的作意,强调专家之学。他所提出的记注和撰述传史理念,是对刘知几言事分立、相兼观点的深化;而“《书》亡而后《春秋》作”的命题具体勾勒了先秦两汉史传丈体发展演变的轨迹。     

寻根探源，破解疑团——评李小成的新著《文中子考论》

李小成的<文中子考论>选题立意新颖,重点考察了王通的弟子,分析了王通新儒学出现的背景,对<元经>真伪展开辨析,对常为学人所忽略和回避的<续六经>也展开了研究.     

《易》为群经之首溯源

文章列举了关于"六经"的三种主要排列次序,以探讨<易>居"六经"之首排列次序的形成过程,并追溯其形成的原因.认为<七略>以<易>居"六经"之首与当时汉代的整个学术背景及刘歆本人的治学特点有关,这也是后人以<易>居群经之首的根源所在.     

从“礼”的文化内涵看其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地位与作用

礼是华夏文明区别于西方文明的重要标志,是中国古代文化的基础,是国人遵守的社会规则和中华民族生命力的源泉。基于此,可以说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     

续孔子之业的隋代大儒——王通思想探源

隋代大儒王通在仕途无望情况下,决定续写六经,广收弟子,扩大儒学影响,重新树立儒学正统地位,他还站在儒学视角上以儒释道、以儒释佛,并提出了三教可一的观点,用无所不能的儒学来重新续写其正统地位。     

陈骙《文则》的六经派文体理论

在南宋推崇唐宋八大家的时代背景下,陈骙独树一帜地提倡六经文,是狭义的秦汉派,偏于保守复古。也恰恰是这一点让他别具一格。他对六经的经典价值、修辞艺术和文体特征进行了深入、独特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理论创新和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