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册在手 骊珠尽得——《八大家诗醇》前言

（一） 数年前,笔者闲中阅读《曾国藩家书》,得见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一封谈论诗歌的家信中说：“尔要读古诗,汉魏六朝．取余之所选曹、阮、陶、谢、鲍、谢六家,必与尔性质相近。至于开拓心胸,扩充气魄。穷极变态．则非唐之李杜韩白,宋金之苏黄陆元．不足以尽天下古今之奇观。尔之质性,虽与八家不相近,而要不可不将此八人之集悉心研究一番。（它们）实《六经》外之巨制．文字中之尤物也!”从这番话可以窥见曾国藩对“八家”诗歌之中肯评价与高度推崇。     

孔子与“六经”关系探微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记载,探讨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六经图考》刊刻年代考辨

潘寀鼎重订《六经图考》一书的刊刻年代,有著录为清康熙元年潘寀鼎礼耕堂刻本者,有著录为清康熙六十一年礼耕堂刻本者,笔者通过考察潘寀鼎生平,认为该书应刻于康熙六十一年。     

由“孔子是否编辑家”的论争引发的思考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学界围绕"孔子是否编辑家"的论题展开了讨论,对拓展编辑史研究、加强编辑学科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论证各方忽视了对孔子与"六经"关系的正面考据,没有把握好研究者思想与历史材料之间的平衡。回顾这场论争,重要的是挖掘经验,并把它当做我们今天研究的借鉴,推动编辑史研究的深入。     

“述”“作”：知识化过程与模型

从知识论上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伟大贡献就是他的“述”与“作”。他对“六经”的整理,首先表现了他对中国先贤思想的敬重,以先人之“知”为“知”,这是了不起的。墨家教弟子只习墨经,只注重自家一家之言,养成自家的学者。而孔子教弟子遍学六经,以天下“知”为“知”,所以其弟子各有成就,绝不一律。其次,表现了他对中国先贤思想的应用。孔子的古为今用,     

《汉书·艺文志》“考镜源流”义例申论

乾嘉时代的学者章学诚著《文史通义》,开篇即云：“六经皆史也。”此说后屡为五四学人所征引,以支持其“非经”之业。胡适说：“此语百馀年来,虽偶有人崇奉,而实无人深懂其所涵之意义……其实先生的本意只是说‘一切著作,都是史料’。”“史料”云者,非同于“史实”。五四学人先降经为史,继而以“疑古”之科学精神非史为“伪史”,遂使经史俱亡,其“祸几于秦皇焚书矣”（章太炎语）。     

元典如何被接受

人们面对古典,其所诠释的过程,必定不是对原典全部信息的接受,而只是主观上发现了哪些信息,即是选择性接受的过程。在这过程中,古典之"元意"并非可能尽"述",解诗必定有着主观性,注家之意,也必定受到他的身份、学识、注诗出发点的制约。所以"元意"是相对的,"诗无达诂",诗可能被误读,甚至出现"注我"情况。由此,诠释的过程即是接受的过程,因而必然带有主观的性质。注释只有名物的正误,而并没有观点的是非,因为诠释与接受,本身便是一种动态关系。     

“六经”排序问题浅析

自《庄子·天下篇》以来,关于“六经”排序问题即成为学术史上一个重大的问题,我们综合诸说对以《易》为首及以《诗》为首两种主流观点展开论述,加以具体分析。     

论儒学群经的汇集、变迁与称谓之流变

儒学群经是由儒学经典汇集成的文献群体,也是儒学思想的主要载体。儒学群经的最初汇集始于孔子整理古籍、编定"六经",中间经过"五经""七经""九经",到《十三经注疏》的汇集,经历了约2000年的时间。儒学群经的每一次汇集、变迁与称谓的变化,都不是单纯的学术现象,而是与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相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