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法》轻重战略思想诠释

《司马法》是中国古代重要兵书,虽残缺不全,但微言大义,特别是其独有的轻重战略思想,有着深刻的内涵。在《司马法》中,"轻"有轻装上阵、行动迅速、注重攻击三个层面的意思,"重"有装备辎重、步步为营、注重防御三个层面的意义。从这些层面理解轻重的概念,可以管窥《司马法》博大精深的轻重战略思想。     

孔子与“六经”关系探微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历来备受关注,本文结合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的记载,探讨了孔子与＂六经＂的关系。     

章学诚与南宋浙东学派

余英时先生考论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论,以为"六经皆史""实为针对东原'道在六经'的基本假定而发,同时也是对顾亭林以来所谓'经学即理学'的中心理论作一种最有系统的反挑战.""从心理层次看,实斋十分需要一个源远流长的学统作为他自己的后盾,不然他将无法与承朱子之学数传而起的戴东原相匹敌.""实斋说梨洲的浙东之学较之亭林为源远流长,又说南宋以来浙东儒哲言性命者必究于史,这些显然都不免有夸张之嫌."     

浅谈儒家六艺的特点及其向六经的转化

六艺本为孔子教育学生的典籍,特点是《诗》言志,《书》言事,《礼》道行,《乐》道和,《易》道阴阳,《春秋》道名分,是礼仪之大宗。战国时,孔子地位提高,儒家成为显学,兼有解六艺之《传》出现,故《六艺》被尊为《六经》。     

中西学术文化交汇中的诠释学——论中国经学诠释学的建构

在中西诠释学思想发生的早期,诠释主体所理解的文本都是中西文化传统源头上的经典.孔子删定"六经",无疑使他成为中国经典诠释文化传统上第一位自觉的经典诠释者."六经"只有被历史所认同的合法化诠释者在其特定的时代所给出的权威意义,这种权威意义即是"六经"的诠释意义,而不是文本的原初意义;经学诠释学是为了传达"六经"的真理,这比还原"六经"的原初意义更为重要.诠释学对文学批评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但不应该仅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视域来研究中国诠释学,而应该从经学的诠释学传统来建构中国诠释学.从<左传>对<春秋>的历史性诠释及<易传>对<易经>的系统性诠释来评价,中国早期经学诠释学的形成,一开始即呈现为存在论的诠释学,而不完全是技艺学的诠释学."传"、"注"、"疏"、"笺"、"正义"、"章句"、"训"、"训纂"、"训诂"、"解诂"、"说"、"说义"、"微"与<易传>的"十翼"等,构成了中国经学诠释学的技艺学诠释方法论,但其中潜含着丰富的存在论的中国诠释学思想.经学诠释学作为中国诠释学的主脉,正是在儒家经典的历代诠释中生成.     

经典诠释的内在根据——论先秦诸子与六经的关系

"六经"作为先秦诸子所依傍的诠释文本,是由于它是中华文化的轴心、返本开新的依据.尽管先秦诸子之学百家争鸣,但"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故纵观、横观、合观先秦诸子之学所依傍文本的诠释特点,具有源头活水的一致性、核心话题的契合性、文本诠释的多样性、文本智慧的生命性、文本价值的开新性.这五个方面对诠释经典文本而言,具有普遍性.     

周孔“金律”的倾危与“均衡”转化方案

周孔的道德金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发生倾危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都试图用自己的理论去重建这一体系;而拘于伦理学、形上学和政治学的儒、道、法各家,亦从此各抱地势,高自标置。但由于这些均不乏偏执倾向的新构想足以导致道和术的断裂,因此,东周晚期以至于秦汉,以杂家面貌出现的综合性金律体系,在一统政治的推动下开始了返本开新的均衡转化行程。     

欧阳修文学观管窥

欧阳修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中心人物 ,他继承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 ,吸收宋初诗文革新先驱者的成就 ,针对四六时文的浮靡文风 ,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本文拟就唐宋之文由“奇”而“常”的转化 ,窥探欧阳修文学观的特有价值     

"狂歌"、"诗史"、"诗中六经"--唐宋时期的杜诗研究

杜甫是我国唐代的伟大诗人,其诗从内容到形式都对我国诗歌产生过重要影响.本文较多地将笔墨用在杜诗的政治作用和思想意识对唐宋时期的社会影响方面,认为杜诗经过了最初不被人重视到后来受到重视乃至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历史过程.     

论《古文渊鉴》体制“权舆于六籍”

《古文渊鉴》是清初一部大型古文选本,选文自《左传》至两宋,共计1365篇。《序》中指出古文体制“靡不根柢于群经,权舆于六籍”,属于我国传统文学批评“文本于经”的范畴。考查《古文渊鉴》的体制与内容,我们发现其“尊经”更多地是从内容和功用方面,而非文体方面。其以“经”为径,“明道”为旨,“致用”是目的。这对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古文渊鉴》和“文本于经”的内涵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