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京畿的佛教文化

西夏是佛的国度。西夏京畿是西夏王朝佛教文化的中心。西夏立国近二百年间,在这里留下了大量佛教文化的遗迹和遗物。西夏京畿特殊的人文、自然环境,为党项政权佛教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皇室的倡导,帝师国师等高僧参与,西夏京畿成为佛经译印中心;由于藏经佛事的需要,西夏京畿成为皇家寺院中心;众多的佛教文献文物精品,展现了西夏京畿独特的佛教文化艺术价值。众多的遗存连同传世的相关文献,为西夏京畿的汉传、藏传佛教文化,乃至整个西夏佛教文化史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西夏京畿对于藏传佛教的东传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     

古代义乌的图书刻印及藏书

宋元明三代，义乌图书出版业一直兴盛，士大夫家藏书数千卷者极为普遍，但小农意识浓厚，图书不外借，无大型藏书楼。至清代，金华文风式微，鲜有大家，清戴璐《藤荫杂记》云：“金华府顺治丙戌朱之锡馆选(点翰林)后，一百五十年无继者。”今义乌图书馆收藏古籍45168册，数量超过金华各县市总和，在省内屈指可数。     

元代文学文献的刻印出版和考订

主要介绍了元代文学文献的特点以及刻印出版情况 ,并对元代文学史料进行了一些考订     

一个保存完整的五代刻本——《宝箧印陀罗尼经》

我国雕版印刷术一般来说，始于隋唐，兴于五代，盛于两宋。隋唐的雕版印刷品，大多为文献记载，虽说品类极多，但留存下来的屈指可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唐咸通九年(868)王玠刻印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南朝鲜发现的唐印本(八世纪初)《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以及五代时刻印的《唐韵》和《切韵》，这些刻本都已流失到国外。国内仅存的五代刻本是吴越国王钱叔刻印《宝箧印陀罗尼经》，该经流传甚少，西北大学图书馆收藏一卷，首尾完整，十分珍贵，现将此经刻印流传情况作一介绍。     

阅读澳大利亚小学数学教材的六点深刻印象

最近有幸看到由武汉出版社出版、吴钟明翻译主审的《国际同步双语课堂小学数学》，它是引进澳大利亚的小学数学教材——《Step Ahead Maths》，在引进时未做任何修改和删减。     

古书版本面面观（下）

15．局本 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图9）。清同冶三年（1864年），曾国藩设局于安庆，名曰金陵书局，后称江南官书局，亦即国学书局。在振兴文教必先刊刻书籍的理念下，各省皆有响应。大体而言，同冶年间，江宁、杭州、武昌、苏州等地同时设局，准南、南昌、长沙、广雅、济南等地亦先后设局。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     

毛晋刻书功过谈

毛晋(1599-1659)，原名凤苞，字子九；后易名晋，字子晋。别号潜在、隐湖等，室名绿君亭、汲古阁等，江苏省常熟县昆承湖七星桥(亦名曹家浜)人，明末清初名藏书家和出版家。毛晋终生刻书，为了刻印图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刻完《十三经》、《十七史》之后说：“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卷帙从衡，丹黄纷杂，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昼不知出户，夜不知掩扉，迄今头颅如雪，目睛如雾，尚砣砣不休，惟惧负吾母读尽之一言也。”晚年他对季子毛扆说：“吾缩衣节食，遑遑然以刊书为急务，今板逾十万，亦云多矣。”可见为了刻印图书，毛晋省吃俭用，呕心沥血，一息尚存．刻书不止。     

太平天国的图书刻印

文章从５个方面介绍了太平天国的图书刻印———中国农民运动史上的第一次图书刻印     

中国古籍的广告

书籍中刊刻广告始于宋代。宋朝政府实行重文轻武的政策，为了宣传封建文化，大力提倡刻书。当时生产力和教育事业的发达，不但使科学技术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也为刻印书籍提供了便利条件。再则，刻书印卖有利可图，故全国各地书坊林立。刻书事业的兴盛，也必然引起行业间的竞争，书籍的广告宣传遂应时而生。     

整合：音乐教学中的好方法

整合,即通过整顿、协调而重新组合。本文之称为“整合”,其涵义是“在教学过程中将不同体裁、形式、风格、表现手法和人文背景的音乐作品进行整合,或是将题材相同而体裁不同、体裁相同而形式不同、形式相同而风格不同等等的音乐内容进行整合”,以利于学生形成对音乐的深刻印象。整合并不是简单、机械的堆砌、累加、排列过程,而是科学地、有机地整理组合,取长补短,充分发挥各组成部分的积极作用,并力图产生新的积极因素。运用整合的手段,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音乐兴趣和审美注意力,还有利于学生音乐思维的发展,更有利于学生分析与评价音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