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评《绵阳县志》

旧中国辛亥革命后于民国二十二年(1932)完成的《绵阳县志》,从形式、体例、纲目、内容都是旧地方志的承袭,且有诸多问题值得探讨。但它毕竟填补了清同治至民国近六十年间绵阳地方志的空白,受时代进步的影响,在某些方面也突破了旧志的窠臼。     

明代宁德烈女形象研究——以明嘉靖十七年版《宁德县志》为例

明嘉靖十七年(1538)版《宁德县志》[1]是现存的最早刊本,几经磨难幸存于世,具有重大的历史文化价值。《宁德县志》在人物志中设烈女章节,专门记述明代宁德地区的烈女形象。对县志中的烈女形象进行类型分析及成因探究,意在还原明朝宁德地方政府旌表的女性道德榜样,再现男权社会中男性心中完美妻子的形象,重新审视明朝政府统治下地方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     

说“牙签”

《鄞县志》有载：该地世家大族史氏,家藏“牙签最富”。史氏在南宋居相称雄,盛极一时,民间有传说。全国的中秋节都在八月十五过,而宁波的中秋节则一定是在八月十六过的。其所以有别于各地,乃是当年为了等候从京城临安赶回来过节的史相国,     

南宫湖畔春潮涌 丹朱故里闻棋声——记2020年丹朱杯河北省围棋联赛

在河北省南宫市小关村的西北,有一座未发掘的古墓,它就是历经4000多年雨洗风磨的丹朱墓,又叫"侯冢"。据康熙版《南宫县志》记载,"侯冢在紫微山,或曰丹朱墓。"清代前南宫有十景,帝丹朱陵为之一。现在的丹朱墓高约12米,广3000平方米,封土完好,一座庞大的土丘上面长满松柏,郁郁葱葱。     

浅谈西部欠发达地区民族高等院校档案异地备份方略

档案是人类社会活动的客观原始记录,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宝贵资源和财富。作为国家的特殊战略资源,档案具有不可再生性,一旦丢失或者损毁都将造成无法估量的严重后果。但是,近年来危害档案安全的突发性事件和自然灾害频繁发生,不仅给人身、财产造成了极大地损失,也使档案工作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和考验。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致使四川省档案事业遭受重创,全省203个综合档案馆有118个不同程度受损,北川羌族自治县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中有8．5万卷（册）被埋在废墟下面,其中国家重点保护档案8801件,该馆较完整记录羌族1700多年发展史的“孤本”档案《石泉县志》也在地震中丢失,损失惨重。     

《保山县志稿》的学术价值

著名地方史学家方国瑜先生主编的《保山县志稿》成书于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1962年保山学者王勉生等人进行了修订整理,1980年保山学者熊毅廷等人在原志书的基础上补充1947-1949年的材料成《续编》,2003年经隆阳区沙必璐等人点校由云南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保山县志稿》汇集了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的众多著名学者参与编辑.编纂者把当时先进的学科理论、学术思想和科研方法运用到《县志稿》的编写之中,所体现的求实存真、阐幽发微的科学态度和不囿于成说、不限于志书标准范式的精神,使该志书的学术质量和学术价值在同类志书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也因此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梁启超方志观的档案学意义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新史学的开创者,也是中国近代方志学理论的开拓者,并且在档案学方面也颇有独到的见地。但与梁氏史学思想的研究相比较,人们对其方志学和档案学思想的研究却显单薄。档案、志书同源别流,有很深的渊源。作为“方志学”概念的提出者,梁启超对方志尤其是县志之研究颇深,受他关注或得其好评的县志有100多种。分析这些志书,可发现它们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和价值,而这些特色和价值与梁启超的方志学思想颇为契合。梁启超所誉“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的那一大批县志,都从不同角度体现了这些价值和特征,也折射出梁启超独到的史志观和档案学思想。而正因为志书和档案具有同源共生关系,因而分析梁启超的方志观对档案学研究具有特殊的意义。     

明代《荣河县志》中的诸葛武侯祠墓

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由康镕编修,宋纲编纂的《荣河县志》,是荣河县志中现存最早的版本。该县志分为两卷。第一卷中的“祠祀志”和“古迹志”分别记载了诸葛武侯庙和诸葛武侯墓。     

护国军官周志仁

<正>《云县志》(上篇)人物志载:"周志仁,字得之,云城人,云南讲武堂毕业。历任排、连、营长,驻防滇南蒙自、个旧一带,除暴安良,卓著劳绩,护国军兴,任团长。为国忘家,尝谓其父曰‘:儿分属军人,以身许国,不遑仰事俯畜,日出入枪林弹雨中,愿勿以儿为念’。     

万历《新会县志》版本考

万历《新会县志》,一般著录为万历三十七年(1609)刻本。笔者通过对国家图书馆和复旦大学图书馆藏本的研究,认为该志当成书并刊刻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国图本是崇祯间增刻本,后经清人抄补。复旦本为顺治十六年(1659)补板重刊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