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曾国藩的"转移人才"之道

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一生给人最突出的印象就是非常重视人才和人才问题。在任京官时，他就以“转移人才之道”为起点，从理论上系统地阐述了其转移、培养、考察人才的设想与方法，试图扭转当时世风日敝、人才日衰的局面。投笔从戎之后，他以镇压农民起义的军事、政治活动作为其“转移”人才的具体过程，从实践中又总结出了其访求、任用、待遇人才的经验与方法，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其用人思想，最终凭借其造就出来的一大批各类人才，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挽救了清王朝的统治危机，造成了所谓“同治中兴”、人才济济的新局面，也基本上实现了他当年提出的“十年以后，人才必大有起色”的梦想与追求。批判与总结曾氏的“转移人才之道”，具有一定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     

晚清“海内三贤”略议

清道光年间,倭仁、李棠阶和吴廷栋在京师倡导程朱理学,成为理学营垒中的中坚人物。同治年间,他们掌权辅政,发挥儒学的政治功能,加强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控制,促成清王朝出现了"同治中兴"的局面。不过,在晚清"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他们仍然坚持用传统的手段来解决近代出现的新问题,视程朱理学的道德论为治国的根本大法,自然无法回应时代"变局"的挑战,也为时代进步的潮流所抛弃。     

同治年间中日经贸交往清档

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期,由于日本德川幕府奉行闭关锁国政策,中日两国的交往仅限于每年定期在长崎进行的贸易,并且,所有进出口的工作都由中国商人负责。1853年,日本在美国的逼迫下打开国门。1859年,由幕府垄断的对外贸易体制也被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外国商人在各开放港口（横滨、长崎、函馆）进行的租界贸易。由于租界贸易中的出口业务都由外国商人完成,     

同治年间新疆各族人民反清斗争的特点

19世纪60年代，新疆维、回族的反清斗争不同于以往的农民战争，具有自己显著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宗教上层为领导，以民族、宗教关系为分野两个方面。     

云南文庙介绍——大理文庙大成殿

位于大理州大理市中和镇,始建于元代。原址位于大理古城米市街东(即今大理一中旁),清咸丰年间(1851—1861)焚毁。清同治十二年(1873),经士绅合议,将大理府、县先师庙合并,迁至报国寺,即今址,并改报国寺为文庙。清光绪十一年(1885),由云南总督岑毓英首倡,经各方合议,在报国寺原址上又重建大理文庙。     

略论“同治中兴”之于晚清修律的影响

“同治中兴”做为清朝廷的最后辉煌，一直为史学界所关注。大部分学者在评价这一时期的政治思想时，认为这是一次理学思想的回归。本文通过对中兴思想以传统理学的内在超越，对于固有政治体制的外在依存的分析，探讨其对于晚清修律的影响。     

古币二则

＂同治重宝＂背＂二户＂钱币赏析清同治年间（公元1862～1874年）铸,小平称通宝,背满文纪局,大钱称重宝,背纪局,纪值,材质黄铜、红铜。笔者今所介绍的为＂同治重宝＂背＂二户＂币（如图）。     

宝陕钱局“同治通宝”大钱赏析

清朝同治年间（1862-1874年）所铸同治钱有两种：一为“通宝”（仅小平）,一为“重宝”（见有当四,当五,当十）。在旧泉谱中素有“同治通宝无大钱”之说,这是除了小平大样（直径28毫米,直径30毫米）和小平特大样（直径32毫米）之外而言。     

浅绛彩瓷第四大宗师——任焕章

同治十年(1871年)至光绪十五年(1889年)是浅绛彩瓷最为辉煌的时期,当时,除了程门、金品卿、王少维等三大家每有所作必为精品外,也有很多浅绛瓷画师的作品皆清雅不俗,功力不     

百年老店 秘制半夏

大约两年前,笔者的一位朋友去苏州参加一次古董珍玩展会,偶遇两方清同治年间“裕庆堂戈老二房”牛角告示仿帖印章。费尽一番周折,朋友把它们带回北京,又转入笔者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