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谦益对杜甫《秋兴八首》的结构解读析

钱谦益对杜甫《秋兴八首》的结构解读具有学术超前性,具体体现在两方面：第一钱氏的《钱注杜诗·秋兴八首》对此组诗结构作了细致全面的分析解读。第二钱氏《后秋兴》成功的创作实践为人们展示了《秋兴八首》精妙的组诗结构和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知,钱谦益对杜甫《秋兴八首》的结构解读达到了理论与实践双峰并峙的高度。     

论吕碧城词之传播

丰富的人生阅历为吕碧城的诗词创作注入源源不断的活水。吕碧城词突破了传统女性词柔媚的情感内核,转为对广阔现实世界的抒写,或通过描摹异域风情抒写家国之思,或借题画词展露抱负,令人耳目一新。作为希冀词史留名的女词人,吕碧城利用各种机缘传播词作。《词学季刊》定格了吕碧城词之新变,《近三百年名家词选》进一步助推了吕碧城词的经典化,展现出词学现代化进程中词创作与词学批评的双向互动。     

琵琶曲与唐诗中的文化意象解析

在中国传统美学中,意象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意象讲究情景交融,追求意与象、情与景的和谐统一。意象是唐诗的灵魂,对唐诗而言,无意象便不成作品。本文基于文献法、分析法等,简要分析唐诗的兴盛与发展,探讨琵琶曲与唐诗的文化背景,重点就琵琶曲与唐诗中的文化意象进行解析论述。     

论《小仓百人一首》和“唐诗”中的芦苇诗歌

对《小仓百人一首》中的芦苇和歌与唐诗中的芦苇诗歌进行了研究,发现了芦苇在中日诗歌中被赋予的感情色彩大相径庭。针对《小仓百人一首》中涉及芦苇的三首和歌以及提及芦苇的唐诗中具有代表性的六首诗,分析其各自不同的含义,重点解读了其中的芦苇意象。从芦苇这种常见的植物意象入手,探析在中日两国的诗歌中歌人与诗人赋予其的不同的思想内涵,期望能为进一步研究和歌与汉诗中的植物意象研究提供思路。     

“首”和“初”与量词的组配规律及其认知机制

“首”与“初”都可表示“第一”,但二者在与量词组配时有不同的倾向性。通过语料分析发现,“首”可组配的量词较“初”更为丰富,包括修饰具象且具有认知显著性名词的名量词、强事件动量词和部分时量词;“初”可组配的只有名量词“代”“届”和动量词“次”“度”“场”。虽然二者都可与“次”组配,但“首次”侧重强调事件的重要性,“初次”侧重强调新鲜感与紧张感。二者与“代”组配表达第一代的用例均不多,但“初代”因受日本动漫的影响在网络用语中用例增多。“首”与“初”这种组配特点与二者各自的本义相关,根据认知语义学理论,二者的识解过程及用法特点融合了各自本义所形成的百科语义知识,体现了词法与用法的结合。     

兴化府城隍庙象首纹角叶渊源考辩

兴化府城隍庙角叶使用了独特的象首纹进行装饰。作为传统祥瑞体系的重要部分,象纹在中国纹饰中占据着独特地位。古代青铜器常以象首作为器身装饰,汉代佛教的传入加深了中国本土对于象的崇拜,民间传统中也有以象为核心的符号体系,海上丝绸之路也促进了象图像的传播。基于区域范围内民间信仰的局限并综合以上因素可以推测,兴化府城隍庙象首纹角叶是佛教等多元宗教、民间传统乃至青铜礼器艺术等因素共同影响下的产物。     

洛夫《唐诗解构》的继承与新变

作为一位当代诗人,洛夫的诗歌充满中国古典唐诗传统的痕迹;作为一位海外华语诗人,洛夫的诗歌又受到西方解构思潮的影响。洛夫在《唐诗解构》中试图以现代自由诗体、全新的节奏与意象“解构”唐诗,堪称是其晚年“拥抱古典”的一次伟大尝试。在继承了唐诗基本主题、客观意象的基础上,洛夫在解构新作中融入超现实主义、现代人独特的情感体验,赋予唐诗新的时代精神。     

民歌改编钢琴曲《陕北民歌四首》创作手法及价值

王建中是我国钢琴音乐发展早期的代表人物之一,其民歌改编钢琴曲《陕北民歌四首》将中西方音乐文化以钢琴技法进行融合,具有重要的民族钢琴研究价值。《陕北民歌四首》在创作上为进一步促使和弦和声与我国传统民族审美特质相契合而采取巧妙弱化偏音的方式处理;作品多次运用复调手法提高音乐层次,以及利用润饰手法提高变奏效果。《陕北民歌四首》以地域民族音乐作为改编基础,通过模仿民歌唱腔体现民族特质,通过模仿民族乐器强化民族音乐风格,具有浓厚的民族特色。     

论刘禹锡七律的典范性

作为中唐诗歌的重要作家,刘禹锡的七律、七绝历来获得很高的评价。但当代学者的研究一直重视七绝而很少关注七律,未对刘禹锡在七律写作上的成就和典范意义有所揭示。刘禹锡现存184首七律,题材集中于唱和、赠答、送别和题咏。刘禹锡的七律,显示出他有着很强的把握体制的能力,不仅善于根据特定类型的体制要求来运用才能,更能根据写作意图和对象灵活处理内容与结构,突破传统规范的约束,创建新的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