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生祠”

《五人墓碑记》中说:"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其中提到的"魏阉废祠",即为太监魏忠贤所建造的"生祠"。祠,即祠堂,生祠就是为活着的人所立的"纪念馆",或设塑像画像,或立姓名牌、立碑,像祀神那样供奉。     

从“共治天下”看宋代政治运行的转变——以南宋官僚抑制宦官为视角

宦官作为皇权附庸的"变态群体",对历史的影响几乎乏善可陈,他们恃恩擅权,影响政府运行。然而,在专制集权进一步发展的宋代,却没有出现严重宦官乱政现象,究其原因,宋代"共治天下"的治国之策对宦官干政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从"共治天下"这个角度探索南宋官僚群体对宦官干政的抑制情况,利于了解宋代"共治天下"的政治选择及官僚群体主体地位的显现,把握政治运行的转变和治理思路的不同。     

从《颜氏家训》看南北朝时期士大夫的价值取向

《颜氏家训》是颜之推为“整齐门内,提携子孙”而完成的一部家庭内部读物;规劝和实例相结合,涉及内容方方面面,然而中心点其实就是在阐明他的价值观。颜之推作为那个时代的士大夫代表,我们探寻他的价值观可以知道当时整个知识阶层的价值理念及其对世俗民风的影响。     

北宋与西夏关系史中的宦官群体浅析

从以《宋史.宦者传》为主的宋代史料中可以发现:为数众多的北宋宦官,参与了北宋与西夏关系史中的多数重大事件,并且广泛涉及有关西夏的各个领域,在不同层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深刻地影响了宋夏关系。该宦官群体并表现出一定的群体特征:其身份全部具备浓厚的军事色彩,且部分宦官更表现出一种"准士大夫倾向"。     

明清士大夫与琉球

明清时期，琉球是中国的一个藩属国，中国士大夫在中琉交往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士大夫册封琉球，精心培养琉球来华之留学生，并在日本吞并琉球的事件中各抒己见，商议对策等。明清士大夫与琉球的交往，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反映了中国与琉球的外交关系，反映了明清中国的对外政策。     

青年梁漱溟

大约十六七岁,梁漱溟认为,世界的好或不好,无非是政治问题;倘若施行共和制度的话,那么,不仅这个老大帝国必将实现新生,举凡社会之病痛、人生之缺如,亦将得以大致圆满之解决(《梁漱溟自述》)。然而,十八岁以后,他开始了人生真相的追问。他发现,任何政体、乃至任何人间的努力,都无法改变生老病死的普遍命运;在终有一死面前,一切乐趣如同梦幻泡影;因此,这个世界苦海无边,谈不上什么好或不好……     

唐代中后期的湖南移民研究(755-875年)

安史乱后,虽然大部分的北方士庶选择经济文化较发达的东南地区为迁入地,但一部分官僚士大夫和一般民户仍选择迁移湖南.湖南邻境之人也因赋役繁苛等原因而迁来.     

从周公伦理思想看儒家伦理的精英定位

郭飒飒在《陕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5月第二期撰文,对儒家伦理是精英伦理还是大众伦理的问题进行讨论,吾淳先生指出：“当我们仔细考察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儒家伦理有十分确定的适用性,它的主体定位是古代社会中‘士’以上阶层,或士大夫阶层,孔子与孟子等早期儒家创始性人物又将其叫做‘君子’。显然,这是一种精英定位。”     

“天人合一”、“隐逸情结”与中国山水文学

山水学在中国古代学中占有重要席位。中国山水学的兴盛发达，与中国人以艺术化的态度对待自然，视人为自然的一部分，追求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理想境界关系密切，可以说，“天人合一”哲学思想是中国山水学发达之酵母。而中国人士大夫追求个性自由精神解放的隐逸情结则与最纯净的山水学一拍即合，隐逸情结对中国山水学的发达起推波助澜的作用。中国山水学的发达兴盛原因众多，但“天人合一”哲学思想与人士大夫的隐逸情结是其中最趋本源的两条，影响深远。     

"党锢之祸":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读《后汉书·党锢列传》有感

东汉末年,宦官政治空前腐败,社会动荡不安,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批有良知的士大夫则与宦官集团作了坚决斗争,而宦官集团对士大夫阶层进行了残酷镇压。在这场斗争中,虽然得到人民支持的士大夫阶层是正义的,在力量对比上也一度占据优势,但由于政治经验缺乏、斗争策略错误以及思想观念陈腐,最终导致斗争的失败,使“党锢之祸”成为一场不可避免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