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谭张孝与琼彩楼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受命于危难之际,于1899年7月20日联合一批加拿大华侨创立保皇会,“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①为旨趣。为了实现这一宏愿,保皇会发动上书请愿、军事勤王、募集捐款等活动,并许以“出力捐款之人,奏请照军功例破格优奖”的承诺,申明“凡救驾有功者,布衣可至将相”②。广大华侨身居异邦,心系祖国,积极支持保皇会。保皇会收到的海外捐款数目相当可观,康有为等用部分资金投资实业,经商赢利,以期获取更充裕的经费开展保皇活动。但是,事与愿违,投资实业大都以失败告终,     

“史实”：董仲舒以及苏舆的春秋公羊学

董仲舒的公羊学,即事言理,所以他要深察名号,史义合一。董仲舒谈改制,说更化,讲无为,都是从过往历史中,见微知著,发挥挖掘而来,这种历史性解读,以公羊学的方式呈现,颇值得注意。而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以凌曙注本为底稿,博采史料,互相参讨,校勘引证,是目前研究者常用的版本。苏舆的注释,学界多与康有为比较,康有为论《春秋》,也有《春秋董氏学》的著作;相较之下,苏舆似乎较为平实,凿空少,史料多,他的论点,也常与康有为针锋相对。康有为托古,孔子素王改制;苏舆却认为只是立义,借由历史陈述,来表达儒者对于改制的建议与期望。述古与立义,经世与改制,康苏二人依此解董,循此解经,都有所见,也有所偏。     

维新变法运动中康有为的角色判定

以往围绕康有为在维新变法运动中是否扮演领袖角色的争论存在两个盲点:一是狭隘地把维新变法运动当作一场政治运动,未予注意这场运动在思想启蒙和社会革新层面上的意义以及康有为在这些方面的贡献和影响;二是局限于从康有为的具体职务和政绩来分析他的影响和角色,未能看到这场运动所处的新的时代背景,康有为已经学会了运用作为"第四种权力"的报刊媒体、建立政党性质的学会以及援引国际外交力量等现代政治斗争工具为自己的政治实践服务。这些新手段的运用有效地影响了现实的政治走向,是康有为在维新运动中能够扮演领袖角色的重要助手。     

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议会思想

戊戌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的议会思想与近代西方国家的议会制度与思想本属两途,有着性质上的差别。康、梁议会思想的资料来源,皆为中国儒学经典与中国历史。这正说明了康、梁对西方近代议会制度缺乏充分的了解,并有着很大的误解,故用中国经典去比附。若称"戊戌变法学习了西方的制度与思想",很可能只学习了外形,康、梁并没掌握西方政治制度与思想的真精神。     

康有为的异国黄昏恋

流亡岁月，四海探花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康有为仍然在世界各地游历，来到新加坡继续向海外华侨募捐筹款。     

康有为“科教救亡”思想探析

新维志士康有为认为，教育发展和科技创新是欧美诸国富强的重要原因，在近代国际环境下，我国欲摆脱民族危机，就须变法维新，尤须以兴教、“开民智”为当务之急；他主张废科举，实施近代国民教育，强调要造成有利于兴学和科技创新的机制与氛围，其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启蒙意义。     

戊戌时期康有为、张之洞关系略论

在甲午战后国难日亟的时局之下,康有为等维新志士掀起了旨在救亡图存的变法运动.对康的活动,封疆大吏张之洞赞助甚力却又连生纠葛,致使康张关系扑朔迷离,康张关系的变化不得仅以二人政治派别的不同而予以简单化的解释.我们认为,康张二人学术上的分歧,清廷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性格上的冲突是引发康张关系变化的主要原因.     

梁启超重要档案首度公开拍卖

日前,北京匡时在北京宣布最大宗的一批梁启超档案即将公开拍卖,并现场与中华书局、清华大学签署合同,定于10月下旬对这批尘封百年的珍贵文物举办主题为"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系列活动,包括出版、展览、国际研讨会与演讲周。"南长街54号"藏梁氏档案包括信札、手稿、书籍、家具等共计950件,是梁启超研究资料的新发现。其中287通信札,包括梁启超胞弟梁启勋收藏的梁启超信札240余通、     

1905年9月2日清 廷废除科举制

1905年9月2日，袁世凯、张之洞奏请立停科举，以便推广学堂，成趋实学。19世纪80年代后，随着西学的传播和洋务运动的发展，科举制度发生改变。清政府应康有为等建议，废八股改试策论，以时务策命题，严禁凭楷法优劣定高下。戊戌变法失败后，慈禧下令所有考试悉照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