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对佛教忏法的贡献

在中国佛教史上,天台智是第一个把忏法理论化、系统化的人。他的思路历程是：先依中土儒家文化的强势背景,把忏悔概念的处延和内涵加以扩充;再在天台宗理论特色的层面上,依《梵网经》把《大智度论》中的十戒和天台宗的藏通别圆判教、三谛圆融和一心三观理论相融通;最后在佛教一般的层面上,把三种忏悔与戒、定、慧相匹配,显示所有的忏法都是佛法。这样,使忏法既保留佛教的共性,又具有天台宗特色的个性,又符合中国传统的礼仪文化。     

论《月照不幸人》中的亲情

《月照不幸人》是尤金.奥尼尔的最后一部剧作,也是献给哥哥小詹姆士.奥尼尔的一曲爱的挽歌。该剧是关于亲情的：父子、父女、姐弟以及母子,乔茜集所有这些女性角色于一身,尤以其母亲替身的身份为重。剧本通过对几组亲情关系的描摹展现并强调了奥尼尔后期剧作对友谊、爱和宽恕等的歌颂,从而肯定人生。     

忏悔与自讼——孤山智圆的身心技术与宋初儒佛思想的整合

在宋初思想界,天台名僧孤山智圆通过对儒/释二教的新表述,较早提出了一套儒佛整合理论。基于山外派的心性学立场,智圆以佛教忏悔之法实为儒学内自讼之深者,将佛教置换为心性层面上的道德践履之学。与此同时,智圆又以儒学本旨但在为仁向善,非限于名教礼学,把对“身”的处理让渡给儒学。故智圆以释子身份“修身以儒,治心以释”,将儒学因素纳入到天台佛教体系中,从而“完备化”了原有“纯粹”佛教形式,使其呈现出“整体性”的形态。     

曹禺奥尼尔戏剧中的忏悔救赎意识

基督教以有罪的灵魂通过忏悔、赎罪获得拯救.奥尼尔以带有浓郁"自我忏悔"意味的戏剧承栽他的内省意识,苦行、圣爱、皈依--基督教的这一基本救赎精神构成了他的救世之途.曹禺通过剧中不少负罪角色的行动替代性地完成他的赎罪,表达了生命自觉有罪而产生的负疚、悔恨直至补赎的意向.在寻求解救的路途上,曹禹也坚信博爱和皈依是人类脱离苦难和罪恶人生的灵丹妙药.     

沉默的生命伤痛--略论萧红早期作品与她的生活之关联

萧红对女性生殖的描写是恐怖的，这样的写作，不仅是表达女性真实的生存状况，在深层意识中，萧红要表达的是自己的生命里痛苦的经验以及自己的道德忏悔和救赎。     

《外省书》的“游”与忏悔意识

张炜的长篇新作《外省书》以意象化的叙述、哲理的思辩，呈现出零散状态。而小说主人公的忏悔意识贯穿其中，凸现出人类深沉的隐秘结构。这两方面的融汇统一正是张炜小说追求的一种新品质。     

基督教伦理与王安忆小说

当下的文学写作普遍宣泄感官刺激,德性品质匮乏。出于对人的负罪意识匮乏的深层忧虑,王安忆吸收了西方基督教文化中有益的部分,在文本中通过唤醒国民的负罪意识,提出建立负罪感这样一种最低的伦理底线,来确保社会伦理的构筑与维系。其具有深刻的伦理意义的作品,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忧国忧民的情怀。     

用真心的忏悔洗涤灵魂——对《小狗包弟》的认识价值

文学巨匠、世纪老人巴金一生经历坎坷,饱经风霜,他给我们留下了极其丰厚的精神遗产。《随想录》是巴金老人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他直面“文革”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进行深深的自贵和沉痛的忏悔。他用笔作刀,对自己进行深入的解剖,深入到灵魂深处进行拷问。这种反思和忏悔成为他一生的情结,是贯穿《随想录》的一条红线,是巴金老人光辉人格的写照。     

“阡悔”意识与郭沫若的身份认同

郭沫若的身份认同经历了从“医生”到“文人”,再到“政治家”的转变,在不同的转折点,为寻求新身份的合法性,一方面他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修改,另一方面也对自传叙述作相应的调整。在“弃医从文”的转变中,他在与田汉、宗白华二入的通信中表现最为强烈的是一种忏悔意识,而这种忏悔并不完全是宗教意义上寻求“宽恕”的行为,也是郭沫若获得新的身份认同的心理机制。论文所探讨问题的是郭沫若如何通过忏悔的心理机制和言语行为,获得新文学圈的认同,以及这种心理机制在他身份的第二次转变中所发挥的作用,并对现代知识分子的自我否定稍作思考。     

巴金忏悔意识研究综述

巴金《随想录》出版后,学界才开始对巴金思想中的忏悔意识进行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巴金忏悔意识研究经过两个明显的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末的研究多停留于感悟式评价,从21世纪开始的研究则从多角度对巴金忏悔意识进行深入挖掘。但是巴金忏悔意识研究还有很多薄弱的领域,有待后人进一步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