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的三重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人民政治信仰培育工作的理论基础,既关乎中国共产党发展的前途与命运,又关系中国共产党建设的方向与性质。在理论意义上,表现为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的信仰;在制度意义上,表现为对关于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的信仰;在实践意义上,表现为对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运动的信仰。如此三重维度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信仰概念,方可既对其产生深刻洞见,又对中国共产党新时代政治信仰的层级结构产生深刻认知。     

全面加强对青年的理想与信念教育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而他们是否有远大的理想，是否树立科学的信念直接影响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教育青年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是我们思想教育工作的一项长期任务。然而，有些青年由于受国际国内大小气候的影响，对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产生怀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产生动摇。针对这种现象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论提高共产党员的素质

共产党员的素质，是共产党的整体形象在共产党员身上的具体反映，是共产党员的理想、宗旨、信念、世界观的外在表现，是一种通过其行为方式和道德风貌体现出的人的内在素质和思想。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共产党员保持先进性要体现时代的要求，做到胸怀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带头执行党和国家现阶段的各项政策，勇于开拓，积极进取，不怕困难，     

传播学原理在战时舆论引导与控制中的运用

战争时期，谋略化地运用新闻传播学的方法技巧，做好舆论的引导与控制，对于统一军民思想意志，争取国际舆论支持，瓦解敌方民心士气，都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笔者在此仅运用“议程设定论”、“媒介现实论”、“沉默螺旋论”等最常见的传播学原理来探讨战时舆论引导与控制的基本途径。     

文本学视域下马克思对赫斯的批判性超越

赫斯与马克思思想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形成史的重要议题,在一定意义上直接决定着马克思主义的独创性与合法性。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Ⅲ中重新占有了黑格尔哲学的积极方面,开启了全新的批判视域,在新的批判逻辑中建构了实践哲学、开启了实践批判、形成了科学共产主义,进而实现了对赫斯的行动哲学、道德批判及哲学共产主义的批判性超越。     

陶行知先生和育才中学在抗战中的事迹和贡献

1939年至1945年6年时间里,陶行知先生积极撰文讲演、参政议事,为坚持抗战奔走呐喊、筹集募捐。除躬身参加抗战活动外,他创办专门接收难童的育才学校,施行教育改革,发展生活教育,推行战时教育,将专业知识教育和抗战民主宣传结合起来,与中共南方局密切协作,培养学生坚决的抗战意识,组织学生进行抗战义演,在“大后方”树立起一面抗战建国教育的光辉旗帜,为抗战的最终胜利做出了超凡的功绩。     

陶行知德育思想初探

陶行知是一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伟大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战士。他怀着“人民第一”、“教育为公”、“甘当骆驼”的献身精神,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既反对“沿袭陈法”的传统教育,又反对“仪型他国”的洋化教育,在长期的教育实践、研究和创造中,总结和形成了一套完善的教育思想体系,本文仅就陶行知的德育思想,包括德育的目标、内容、原则和方法,作一初步探讨。     

从战时新闻传播看新闻专业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冲突

本文从战时新闻传播的概况出发,主要论述了新闻专业主义与爱国主义冲突的实质及其根源,认为两者的冲突实质是新闻专业主义理念的超地域性与媒介所处的民族国家的地域性之间的冲突。并分别讨论了爱国主义的两种内涵及其与新闻专业主义的两种不同的冲突,以及两者的冲突有没有融合的可能,最后从全球化与民族国家的趋势方面分析了两者冲突有没有消解的可能。     

波格丹诺夫和他的“军事共产主义”

波格丹诺夫曾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1895年起就是社会民主党的宣传员和组织员。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曾是党的第三、四、五次代表大会中央委员，并积极投身1905年革命，是党中央在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起草了大量的宣言和传单。1910至1911年是“前进”集团成员，1909     

战时中国游记中民族意识的多维表达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府迁渝,大量人口内迁,促使游记书写勃兴,而抗战语境则造成游记书写的战时化。日寇侵略强化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不同遭遇与处境下的作家从不同维度将民族意识嵌入游记书写中,形成民族怨恨抒发、民族身份认同与民族精神重塑的多维表达。三者缘抗战而生,又合力服务抗战,契合"抗战的文艺"的叙事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