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方法在社会工作实践教学中的应用

民族志方法在人类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已有诸多应用,特别是教育领域也出现了教育民族志研究,但在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方面的研究还存在一定空白。社会工作实践教学主要包括个案工作、小组工作、社区工作三大核心课程的实践教学,也包括社会调查、社会工作实习及其他应用领域课程的教学。结合民族志方法的内涵和特征分析,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的场景性、参与性、教学形式多样性以及社工教师自身条件都有利于开展民族志研究,民族志方法也创新了社会工作实践教学研究视角。社工教师可以通过确定研究问题、掌握研究步骤、重视研究伦理以及正视研究局限等策略开展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民族志研究。社工教师运用民族志方法为完善社会工作实践教学方法、提高教学质量开辟了另一条路径。     

论学校民族志的发展及在我国的应用

学校民族志是一种深入剖析和批判学校教学过程中文化现象的质的研究。西方教育研究者将其视为考察弱势群体教育问题的重要研究方法。在我国学校民族志仅局限于考察少数民族教育问题,极大地忽视了其他边缘群体的教育诉求。此研究从方法论层面探讨了学校民族志的本质、重要议题、理论建构功能,并针对西方理论本土化提出了建议。     

《第三极》的影像民族志方法运用及外宣效果

《第三极》的总导演曾海若虽没受过影视人类学的专业训练,但他在拍《第三极》之前,看了上百部国际上具有影响的纪录片,而这些片子有许多是出自人类学家之手,属于影像民族志作品.另外,该片的学术支持机构为中国社科院、中国藏学研究中心、西藏自治区社科院,这些机构中不乏人类学、民族学的专家学者,所以,《第三极》的制作者对影像民族志方法创作理念和创作方法的运用也就成为自觉.     

理解当代:2020年海外民族志述略

海外民族志是一个极具中国人类学特色的概念,其创生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殊的学科与现实语境。概念最初指涉的是在中国大陆以外的地理空间的具体社区中,使用符合人类学田野作业规范的实地调查方法而形成的研究报告。[1]因此,早期的海外民族志多是在某一国家或地区围绕研究对象与所在地理空间的普同性特征而进行的实地研究。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这种研究取向受到地理尺度的约束,但这一时期的民族志书写已逐渐彰显出中国人类学凝视世界的知识追求。     

社交媒体助推下的电视剧口碑效应研究

本文主要利用网络民族志的调查方法,通过在线观察、参与讨论、数据记录和内容分析的方式,主要以微博、百度贴吧、视频播放论坛等虚拟社区为田野调查点,以2012年的热播剧《后宫甄嬛传》的主要电视播放时期和网络投放时期为观察时间段,历时大约一年,针对该剧的热播现象以及在网络上引发的讨论热潮进行学理分析,主要探讨了社交媒体对该剧的助推作用以及社交媒体对于电视传播形成口碑效应的作用原理。     

中国大教育家庄泽宣先生行止——故居、学术与大族传承

中国著名教育家庄泽宣,浙江嘉兴人,祖籍江苏武进,出身江南著名望族毗陵庄氏。庄泽宣兄弟们随父亲庄兆铭(十九世)一支北上,早年居住北京景山东街(原景山东大街2号庄宅)。获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等名校教授。庄泽宣为标志中国现代新教育开端之"壬戌学制"(1922)的起草人。他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教育研究机构(1928),提出了新教育"中国化"的四项原则,是中国教育本土化、比较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重要先驱者。     

《江村经济》与《金翼》叙事体例分析

从叙事理论的角度对费孝通先生的传统民族志经典《江村经济》和林耀华先生的实验民族志经典《金翼》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传统民族志创作的学术严谨性,同时叙事模式也略显古板;而实验民族志却可以通过体例的创新——小说,使民族志的创作更加灵活,人物的刻画更加生动,所阐释的文化呈现出开放性和动态性特点。笔者试图找出两部民族志呈现出的不同特色,以及两部存在巨大差异的作品依然能够成为民族志代表作的原因。     

后殖民理论视域下《格萨尔》翻译的基本理路

《格萨尔》的传播过程和其翻译过程基本是重合的,民译、汉译和外译的过程中应当从后殖民视角,民族志诗学视角和文化典籍注译体例之视角三个方面重构口传文学的原始语义框架。     

图书馆员与民族志方法训练——对丹麦DEEF“图书馆用户领地之旅”项目的阐释北大核心CSSCI

为适应迅速变化的信息环境,图书馆把提升馆员素养作为重要工作。在众多馆员培训项目中,丹麦DEEF"图书馆用户领地之旅"项目运用民族志方法训练馆员,是较少数的从文化认知角度所做的尝试。文章对该项目产生背景、训练环节及其原理加以阐释,并说明其对于帮助馆员改变思维、洞察用户需求的意义。     

互联网时代的网络泄愤与政府治理

近年来“网络泄愤”现象逐渐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文章运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对C地城管打人这一个案进行研究。网络泄愤具有参与地点的虚拟性、表达方式的符号性、泄愤方式的暴力性与信息来源的权威性四个核心特征。转型期社会矛盾的“溢出效应”与网络空间的公共性是网络泄愤出现的主要原因。网络泄愤分为动员型与非动员型两种形态,前者包括人肉搜索与围观、恶语煽动、网络口号;后者包括辱骂性言辞、关联性叙述与戏谑性反讽。从社会稳定、司法公正、个人权利三个方面探讨了网络泄愤的限度与政府治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