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铁路政策的官办与商办之争

甲午战后,清政府开始大规模修筑铁路,其铁路政策也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在官办与商办之间摇摆.经过多年实践,清政府对铁路的认识逐步深化,最终在1911年确立了官办铁路政策,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有其客观必然性和可行性.     

“东方之珠”的今与昔——配合第五册课文《“东方之珠”》

一、东方之珠的今天香港已经回归祖国11年了,这11年里,香港稳步发展,依然散发着东方之珠的璀璨光芒,就像课文里说的那样,摩天大厦鳞次栉比,商店里的各种商品琳琅满目,宽阔的街道上人流如潮……一到夜晚,整个香港就成了灯的海洋。港湾里闪     

试论清政府“劝导通商”策的影响

《江华条约》签订后,日本在朝鲜的势力急剧膨胀,严重损害了清政府在朝鲜的传统利益。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清政府决定劝导朝鲜与西方国家立约通商,以牵制日本在朝鲜势力的继续膨胀。以往史学界对清政府的这种“劝导通商”策多持批评态度。但清政府的“劝导通商”策挽救了中国在朝鲜的宗主国地位,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朝鲜的主权,但清政府对朝鲜劝导通商使朝鲜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是一种消极政策。     

清季留美幼童被撤归国始末

在中国近代留美第一人、耶鲁毕业生容闳的推动下,1872～1875年,大清政府每年遴选30名少年赴美留学,4年共派出120名,是为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生。留学幼童精进好学,努力接受西学教育,但在国内和驻洋肄业局顽固派的干扰之下,1881年6月2日,清廷下令撤回留美幼童。其实,幼童留美计划从实施的那一天起就出现了不和谐音。     

“天津教案”的隐喻

1870年天津教案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教案之一,在天津教案的办理过程中,清政府的基层官员、高级官员、以慈禧为代表的朝廷,以及官场内的洋务派和顽固派都参与其间,不论他们彼此间有多少不同和矛盾,但这种互相作用的合力,形成了天津教案的政府处理。天津教案使曾国藩从中兴名臣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之鼠,成为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协助曾处理津案的丁日昌也受到激烈     

改变世界的一次阅读

1838年9月28日,为放松一下紧绷的神经,达尔文随手拿起马尔萨斯的《人口论》。这一次不经意的阅读,却改变了整个世界。《人口论》不过是一本被马克思评价为     

1882年美国“排华法案”

针对大量华人涌入美国西部寻求生计的现象,美国国会于1882年批准通过了针对华人的"排华法案"。从那时起,中国人对这一法案的抗议就从未停止过。直至2011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法案,才对此表达了歉意。紧接着,2012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也全票表决通过美国正式以立法形     

论戊戌维新时期晚清政府的舆情应对:以《湘报》事件为中心

1897年3月至4月间,《湘报》所刊载的鼓吹变法的文章遭到了以王先谦、叶德辉等为代表的湖南士绅的反抗,维新派与反对派围绕改革路径与文化观念这两个焦点问题展开论辩,是为《湘报》事件。双方经反复博弈之后,反对派获得胜利,维新派遭到驱逐,湖南新政失败。面对这场舆论纷争,以陈宝箴为代表的湖南省政府采取了两面骑墙、书信交锋、上奏朝廷和妥协退让等传统手段,缺乏现代眼光和历史格局,没有意识到晚清以来政府所面临的制度危机与话语危机,主动进行制度创新与话语创新,提供重建政治共同体所必需的制度结构和能被广泛接受的新的话语体系,以整合社会各阶层的力量。     

民国时期北京中山公园社会功能初探

公园是公众消遣游憩的场所,是城市主要的公共空间,人们在此亲近自然、娱乐赏玩,或参与文艺活动。中国最早的近代公园是建成于1868年的上海外滩公园（今黄浦公园）,而开放于1914年的北京中山公园则是最早辟为公园的皇家园林。中山公园前身为明、清两代皇帝祭祀土神、谷神的社稷坛,20世纪初的中国,正处于革故鼎新、兵燹马乱之际,大势已去、东山不复的清政府早已没了祭天奠地的心思,终于在1912年宣告退出历史舞台,留下了“古柏参天,废置既逾期年,遍地榛莽,间种苜蓿,以饲羊豕……渤溲凌杂,尤为荒秽不堪”[1]的社稷坛。1914年,时任内务总长的朱启钤鉴于“京师首善之地,人文骈萃,圜贵殷繁,向无公共之园林,堪备四民之游息,致城市之居嚣阗为患,幽邃之区荒芜无用”[2]的现状,以解放思想,移风易俗为主要目的,倡导公园开放运动,并成功与前清皇室交涉,将曾经为皇家禁地的社稷坛开辟为中央公园,从此北京第一家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园诞生。     

从《赈纪》看清代荒政文书流转

荒政是指政府救济饥荒的法令、制度和政策措施.荒政文书是对荒政过程中使用的各种公文的总称.《赈纪》由清代方观承编纂,是一本以公文直录的方式记载乾隆八年(1743年)至九年(1744年)天津、直隶旱灾救灾全过程的官方文书汇编.通过对《赈纪》中荒政文书的梳理,发现乾隆八年至九年直隶、天津旱灾中清政府反应迅速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频繁使用了“奏折”这一文种,大大缩短了文书处理时间.清政府没有设置专门的救荒机构和人员,而是形成了以皇帝为总领、总督为指挥,户部负责筹划组织、地方巡抚主持大局、知府协办、州县官具体执行的救灾组织体系,公文流转迅速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