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最后结局

正匈奴是秦汉时期称雄中国北部边疆的一个强大的游牧民族,从战国以来便是漠北的大族,拥兵30万,威胁秦汉帝国的北边,著名的万里长城就是为防御匈奴的侵扰而修筑的。直到汉武帝时,汉朝大将卫青、霍去病深入大漠追击匈奴,才大大削弱了匈奴势力。东汉初年,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南匈奴归降汉朝,20多万匈奴     

好奇中阮

阮,即"阮咸",华夏古琵琶的一种,起源于秦汉以古长安(今西安)为中心的中国西北地区。当时名为"琵琶",后亦有"秦琵琶""直项琵琶"之称。分为"大阮、中阮和小阮"。我正在学习的是中阮。     

秦汉时期的编户齐民籍

秦汉时期的户籍分类已经相当细密,编户齐民籍是秦汉户籍中最大的一类。编户齐民籍的内容包括民宅园户籍、年细籍、田比地籍、田命籍、田租籍五部分。秦汉政府十分重视编户齐民籍的管理,各项具体管理工作主要由乡官里吏完成。户籍制度的确立是社会进步的一个显著标志,秦汉帝国建立的编户齐民籍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     

灾荒与战乱——试论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的时代主题

频仍的灾荒和战乱，是明清之际一个重要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的章回小说作家，敏感地把握住这一时代气息，以他们的切身感受，描述了这一动荡时代给人们生活和心理带来的冲击和影响。灾荒和战乱，成为明清之际章回小说表现的一个重要的时代主题。小说家们将他们对现实世界的人文关怀，融入这一时代主题之中，作品表现出悲天悯人的伟大情怀。然而，缺乏批判精神和思想庸俗，降低了这些作品的艺术品味，使得它们只能屈居二流作品之列。这是明清之际章回小说的思想缺陷，也是它带给后人的艺术启示。     

中西文化交流中中国学者对待实验的态度--以揭暄《璇玑遗述》中的实验为例

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中国的学者诸如方以智、揭暄等人的著作中有大量的实验,表明他们都很注重实验的运用.本文分析了揭暄<璇玑遗述>中的实验,指出实践经验和类比法是其实验思想的主要来源.并同时阐述了揭暄等学者对待实验的态度,指出实验成为明清之际中国学者构建知识体系的重要手段,遗憾的是并没有得到发展.传统思维方式的特点和局限性导致实验科学没有能够在"质测学"高度发展的明清之际建立起来.     

秦汉正朔之变与史家释年之误

秦至汉初以夏历十月为岁首,纪年以十月为始,但月次之名仍沿用夏历不改。因此,这个时期一年的时间段,是从夏历上一年的十月开始,到下一年的九月结束,月份的名称仍然沿用夏历旧称,一年中月份的排序及名称为: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九月。直到汉武帝太初元年改行太初历,建寅为正,并以正月为岁首,才改以夏历一月为每年的开始。文献中对于秦末汉初这一段史事发生时间的记录,亦是按照这个顺序及名称进行。现代史家在对这些史事发生时间进行公历注释之时,往往习惯于简单地将帝王年号注释为公历纪年,甚至直接以公元纪年替代相应的帝王年号,而忽视了岁首始于夏历上一年十月这一事实,由此造成了叙事过程中,史事发生的时间往往前后颠倒,彼此相悖的失误。此外,由于存在阴阳历法的差异,中国古历的月份与公历月份在时间上并不完全对应,两者间相差往往在一个月左右,如果不加细察,就容易简单地将文献记载的阴历月份视为公历月份,这是我们为史事注释公历时间时应注意的问题。     

明清之际生态环境与社会治乱

明清之际社会的治与乱无疑一同孕育于当时的生态环境及其变迁之中。一定程度上讲,区域生态的恶化是明末社会大乱的原始动力,各地区复杂的生态地理又为其蔓延构筑了天然的屏障。然而,区域生态资源的严重缺陷,无力支撑长期的战争消耗,因此时至清初社会秩序的重建事实上也是生态演变的必然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区域生态一度遭到了巨大的破坏,但动乱过后广大地区却走上生态“原始化”的漫长历程,与此同时的则是“人居环境”的极度衰退。     

瘟疫与谣言——以嘉道大疫为中心的探讨

清嘉道之际全国范围内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疫情来得突然,传播迅猛,造成大量人口死亡,对普通百姓和社会上层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大疫流行期间出现了瓜果有毒、鬼神司疫等数量众多的谣言,事实上,这些谣言是社会群体心理的一种反映,特别是民众对威胁的抵御性反应和缓解心理压力的需要。     

高洁隐逸疏淡冷寂——赏“新安画派”名家郑旼山水图

明清之际,安徽出了不少画家,产生了一些画派,如著名的＂新安画派＂,在全国享有盛名。     

读《文林郎知淳化县事吕至山碑》

2006年10月,笔者在周至县老县城村考察时,发现一通宋代石碑,石碑59厘米见方,厚18厘米,石灰岩质。碑文录《知府郎中王公诗》和《通判朝散于公诗》两首,并有文林郎知淳化县事吕至山题记。碑文如下:知府郎中王公诗允中依韵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