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秦汉时期女娲形象的演变

在上古神话传说体系中，女娲的形象从传世文献的角度考察。由战国中后期诗人笔下外在形象尚不确定的“女神”，到西汉文献中始与伏羲并列为“至德遗于后世”，崇尚“虚无纯一”的“圣王”；随着两汉之际“三皇”之说的复兴，由东汉前期“伏羲、神农、燧人(或祝融)”的“三皇”说，演进为东汉后期“伏羲、女娲、神农”的“三皇”系列，标志着女娲“圣王”形象的最终形成。     

关于先秦秦汉文献中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研究

在人类面对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当前，理论界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是多方面的，也有不少的专和论出现。尽管如此，学人对于中国古代人与自然关系，却缺少综合、全面、深刻的思考。本论以先秦秦汉献为基础，遵循从实践到思想观念和从思想观念到实践态度的逻辑路径，结合思想史、科技史等，论述了关于先秦秦汉献中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问题，以期为解决人类自身面临的人与自然关系问题提供借鉴。论包括前言和三章共四部分。     

秦汉政府行为与生态

人类的行为，尤其是国家政策及其指导下的行为对一定历史时期内的生态环境具有一定的影响。秦汉政府行为对生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中央及地方诸生态保护和管理职官的设置，为生态保护提供了有力的政府保障；刺激人口增长的政策虽使本期经济的发展有了基本的人口数，但也对生态环境造成了较大的压力；移民、屯垦政策的推行，一方面开发了边疆，另一方面却严重地破坏了北方特别是黄河上中游地带的生态，导致生态性灾害的频发；统治兴动土木工程之行为客观上具有保护生态资源的积极作用。     

博通沉潜必有得——高敏先生《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考》读后

高敏先生新著《秦汉魏晋南北朝史探考》一书,近日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付梓。该书收入高先生近年精心撰著的高水平论文25篇,并附入两篇治史心得,共计约30万字,该书充分地反映出近年来高先生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中的最新成果。其中的文章,或是披荆斩棘,开启山林的创新之作,或是反复耕耘,汇积新知和精深造诣之作,更有颇具理论意义和价值的治学思想包含其中,所以,这是一部扎实厚重,颇具创新意义的新著。在反复研读后,窃以为该书具有以下突出的特点,谨行诸文字,以公诸同好。首先,该书显现出作者将传世文献与出土简牍资料紧密结合,匠心独运,…     

先秦时期的礼法之争与秦汉时期的礼法合流

礼法之争是先秦时期思想发生剧烈变化的体现,这一论争实际上就是先秦时期政治思想上处于显学地位的儒法两家治国主张的斗争。然而历史证明两家治国思想各有优劣,法家“可以行一时之计,而不可长用也”,而“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礼法结合应是最好的治国方略,“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太阳黑子的活动与人类

古人以为天体是完美无缺的,所以17世纪有个教士发现太阳上有黑点时,感到惶惶不安,而主教肯定地说,这是视觉缺陷造成的假象。但是,我国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汉时期就观测到太阳黑子现象,并存有世界上最早和最详细的有关太阳黑子的记录。公元前140年前后成书的《淮南子精神训》篇中就有"日中有蹲鸟"的记载。另外,《汉书》也有记载:汉成帝河平元年(前28年)"三月乙末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说明这一次太阳黑子现象,也是世界上公认的有关太阳黑子活动的最早记录。     

“潇贺古道”与贺江流域的农业开发——“潇贺古道”系列研究之二

“潇贺古道”是沟通中原、岭南和东南亚地区的海陆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之一。秦汉时期，在政府政策的干预下，中原移民南迁至贺江流域，增加了那里的人口和劳动力，带来先进的生产工具、生产方式和耕作技术，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带动了岭南地区的开发和经济发展。     

秦汉时期人类开发活动对河套地区生态环境的影响

秦汉暖湿期农业文化向北扩展是顺应干预型的综合开发,有其合理因素。阴山南麓,河套冲击平原,鄂尔多斯黄土高原相对适宜的生存条件和气候环境,决定了土地利用方式的变化。青藏高原隆升,引起北方干旱和地质时期沙漠的形成、发展。第四纪环境是形成荒漠化的基础。临戎、三封、窳浑三城所在的乌兰布和北部古绿洲消亡的直接原因,可能与黄河干流改道有关。秦汉时生产力相对低下,处初垦状态,人类活动并没有对当时的生态环境构成威胁。其影响不应过于夸大。     

秦汉时期徐州地区的日用青铜器

青铜器的精华大多集中在祭祀用器上,除此之外,日用青铜器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状况。     

天下莫能与之争美陕西汉代石雕艺术

秦汉时期,中国石雕艺术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大型圆雕和墓室浮雕艺术相继出现。秦代大型石雕仅见于文献记载,尚无实物出土。汉代石雕则主要发现于陕西、河南、四川等地。汉代石雕一改前朝小家碧玉、玲珑精巧的造型风格,变得高大雄浑、气势磅礴。往往于拙朴的造型中迸发出无穷的力量,正如鲁迅先生给予的评价：“惟汉人石刻,气魄深沉雄大,粗犷豪迈,浑朴古拙。”